文革讨论（一）

20. 1976年10月6日。中央文革为首的四人帮加毛远新被抓捕。此后，人民到街上游行，敲锣打鼓，或许这和之前胡服等下台时的游行一样，但这一次，人民还自发去买三公一母的螃蟹来庆祝了。大概这能说明一点点的不同吧。

回顾这个历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10年文革之间，权力斗争是极其频繁而且残酷的。而这样一个频繁而残酷的权力斗争，能否带来一个可以带动国家平稳发展的政治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个权力斗争过程里，东哥亲手选择的两个接班人，我指的是林总和抓起东哥老婆侄子的那位，都背叛了东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初衷是没有用的。显然东哥当初挑选着两位的初衷同样是好的。

另一方面，就算是在文革的初期，横扫了一大批的走资派，那么此时的人民真的就告别了官僚主义了吗？不，人民们自己在忙着为空出的位置争权夺利。----上海公社成立的那一天，上海人民一下子组织了无数个委员会，纷纷要到新政权里捞一杯羹，------只有幼稚的人们才会相信，所谓的质朴的劳动人民是不爱权力的。---不，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得到机会罢了。

至于曾经因为理想主义而冲动的红卫兵们，农村和边疆确实让他们了解了国情，知道了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的，而当林彪事件传来之后，（很多那时候文革年轻人的回忆都记录了林彪事件给他们的震撼。），使得他们彻底告别了信仰。-------这是文革后遗症中比较大的一块，在八十年代时，为什么当时TG要忙于“清污”，渊源正在于此。-----文革的整个过程就似乎左派中国理想和信仰活生生还原为污垢的现实的过程。----顺便提一下，很多人现在认为胡乔木搞的《历史决议》是秉承邓公的指示所以彻底否定文革，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搞这个历史决议的酝酿过程里，曾经多次开过中高层的党员会议，最大一次规模到4000人，会议上已经有人明确指出要搞清东哥在文革中的责任和错误，而且呼声不小，而正是邓公从大政治家的眼光出发，坚决要求在这个《历史决议》里保护东哥的威望。如若不是如此，经过文革后，觉醒的人们的反思，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都很难说。

再退一步讲，俺很奇怪，之前给出的数据里面，有几点并没有大家指出：

“1965年，中国农民年平均从集体分的收入是52.3元，1976年为62.8元。十一年间增加10.5元，每年增加不到一元。到1978年，至少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温饱。

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月工资年合计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

其实这段话里面的关键在于，假设1978年我国人口为10亿的话，则经过所谓“辉煌的文革十年”后，不得温饱的人口还占总人口的20%以上。-----不需要太多的常识我们都能知道，对于这些连温饱都不能满足的2亿人口而言，是否“横扫了官僚阶级“，对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意义，而建国后近30年的建设还不能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过上基本的勉强糊口的生活，则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又何在呢？顺便提一下，到1984年，李先念国家主席就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当然，假如还有人用所谓的“工业化”来说服俺的话，俺只能说，无论你用什么名词，我都不会认为一个国家30年建设后还让20%的人口不得温饱的制度是令人羡慕的。这方面俺有当事人的例子，1972年，周公陪同外宾去延安时，听说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还和解放前差不多，自责地掉了眼泪，说解放这么多年，老区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这个总理没干好啊。

同样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1976年，中国农民的年收入是62.8元，而职工605元。-------假设此时中国有八亿农民，两亿工人，俺想知道的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为什么80%人口的年平均收入是另外20%的人口的十分之一呢？

这么巨大的差距，对于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而言，是一种广泛的公平？还是一种广泛的不公平呢？---那么，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他们是否像现在拿着概念叫嚷的孩子们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