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

资本高效积累的对应物就是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而资本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消费资金。于是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利润的渴求呈指数增长，而社会贡献利润的能力却相对下降，“古典式市场经济”中不存在遏制这一失衡的机制，于是“古典式市场经济”每天都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证实，温州产业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基本年利润约在3%至5%之间（见沈锡权《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表明实业空间已被膨胀的资本填满，资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于是温州资本家走上了“炒”的道路，炒房、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银、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认为，在温州游资中，70%-80%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高利贷成慢性毒药 七成温州游资涌向房地产》中国证券报2011年09月28日）。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加速通胀，引起公愤；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危及国家核心利益，结果招致政策打压。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资金的再分配，无法提供真实的利润。炒出来的泡沫终将破灭，随着一个个泡沫破灭，温州资本家的资金链越来越紧，只能求助于高利贷。结果在“人人想发财”的温州，激起了高利贷的狂潮。2010年6月，温州的贷款余额5050.21亿元，比年初新增656.4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8%（见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 买房造房疯狂》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高速扩张的信贷规模并未流入实业生产，在“炒”风炽盛大环境中，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挽救越来越紧的资金链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0-09报道，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基本年利润仅在3%至5%之间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支撑如此之高的贷款利息？2001年4月份开始，温州部分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因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相关的信贷规模达到了200亿元。

“古典式市场经济”道路是依靠、鼓励每个人的发财欲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积累速度远高于消费资金的增长，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日渐萎缩。但据此就说温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未免失之偏颇。杨海鹏调查了浙南社会，他在中欧商业评论2008年9月号《为温州模式卸妆》中说，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巢，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延续了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在组织资源上高度依赖宗法社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权力寻租、腐败相结合，对环境资源的疯狂透支，对社会人力资源、劳工的大肆盘剥。加速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民族的分裂。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葛如江等《天价豪宅VS棚户区 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半月谈2009年11月30日）。但是，他说的“橄榄形”社会并不包括当地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种带有宗族血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色彩。必然形成把低成本扩张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和剥削劳动工人的基础之上，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而当地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做正面调控引导，反而助纣为虐，发展到极致就会颠覆劳动创造价值的体制，扰乱国民经济体系，侵害国家核心利益和绝大多人的利益，走入穷途末路。而现在与“重庆模式”相抗衡的“广东模式”，是从引进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圳特区模式发展演变而来。“广东模式”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提出，进而炒作、推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广东和深圳等地的执政者看来，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公民一员。在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大搞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要让新生的暴富阶层、新生的资本家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分享政治权力。认为改革的主力军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星期六工程师”、海归精英，而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只是陪衬。在他们眼里，两极分化不是问题，外资泛滥也不是问题。汪洋主政广东后，力主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笼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2011年1月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南方日报》刊登题为《新“广东模式”向纵深化延伸》的文章，认为目前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滞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的体制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必须而且已经开始从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化为以政治改革为主。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观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如推进依法治市，扩大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权限等等。在社会治理层面，广东的“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导致群体事件不断，如“曾城血案”、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等，包括深圳清理所谓“不安定人群”。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放大了的“广东模式”，等于将国内的资源加工成蛋糕，由于国内分配不均，老百姓没有购买力，蛋糕大部分都不能在国内实现销售，只好出口换成美元欠条。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不解决分好蛋糕问题，以前换来的美元欠条也无法使用。但美元是不断贬值的，40年前，1美元能换回1克黄金，现在只能换回0.02克黄金，其购买力仅等于40年前五十分之一。压低老百姓收入，搞出口导向，让生产的产品出口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以一个国家的资源去资助全世界富裕国家的消费，物质财富就会随出口的商品而流出国门，资源就会逐步减少，乃至迅速枯竭。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违背中国国情民意的，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