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

正值社会思潮迷惘，失望、绝望情绪蔓延时，中央出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策。2007年12月初，58岁的薄熙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初到重庆，迎接薄熙来的是一场出租车罢市风波。正是从这个看似平常的民事事件中，他看到了影响重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后来薄熙来轻松地说：“媒体的朋友都很关注重庆‘打黑’。其实，‘打黑’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而是不得不做的事。”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未破的命案就有1400多件，这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 我们常讲民主，而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共产党为政一方，如果破不了大案，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何以面对公众？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实现和谐社会？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薄熙来从辽宁调来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人事安排着手进行战略布局。重庆在“打黑”过程中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市委市府还组织了20万机关干部“大下访”，开展“三进三同”、“三项制度”。作为执政党，就得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就要有所作为，为他们排忧解难。与此同时，以“唱红”为先导，用 “唱读讲传”来树立正气、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确保取得“打黑反腐”的决定性胜利。于是，“重庆模式”浮出水面，很快得到社会中下层劳动群众的广泛认可，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向往。

薄熙来是位深得毛泽东思想真传和政治智慧的执政者。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只讲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背毛主席语录，基本上出自《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常提“邓小平理论”，说的都是“共同富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的做的正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是人民群众最拥护的事。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工作头绪再多，其核心还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大家经常讲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和西方的发展与追求有什么不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目的是什么？怎样转变？依我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共同富裕，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发展高度重视，锦涛总书记作出“314”总体部署，将重庆定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家宝总理亲自率队来渝，随后国务院就为重庆出台了“三号文件”，还批准重庆设立了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使重庆发展如虎添翼。

“一个地方要振兴，首先是领导集体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开创的勇气”。薄熙来说，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而不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人眼色行事。执政者永远不要期望100%的支持，只要大多数百姓赞成、支持、满意，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薄熙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勇于创新、廉洁开放的执政为民的形象，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其间也有人攻击他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搞运动”。但他做的事，他说的话，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黑除恶”是这样，“唱读讲传”、“建设五个重庆”也是这样。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不忘宗旨，不骑墙，不偏激，无私无畏，做自己应做的本分，就能稳定一方，造福桑梓。如果我们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县，直至省区的主要执政者，都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本分，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重庆模式”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标杆，对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带来了愿景与希望。“重庆模式”是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与创新，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的扬弃。从国际视野和国内社情民意来看，“重庆模式”更具备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追求社会公平，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体制。

旅美经济学家黄树东说，西方经济学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严谨的推导过程非常令人着迷。让涉世不深的发展中国家学子不得不信奉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但黄树东在2000年时发现，现有西方经济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机，而且也将发达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美国面临着消费者债务过度和政府债务过度的双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近三十年来，美国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难以养家，出现了许多双薪家庭。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收入不公的另一个方面是大量减免富有阶层的税负。美国政府债务是由于大量减税导致的。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持社保，历届美国政府只好举债，债务迅速上升。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公平。过去三十年，西方这个比例大幅度下降。欧盟27个国家2007年的分配率为57.1％，美国为51.6％。而中国只有36.7％。衡量收入分配的另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过高容易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美国两次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基尼系数创历史最高点的时刻。

否定劳动价值论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推手。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效用价值理论，则产生于19世纪的那场所谓的“边际革命”。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是效用。效用是主观创造的价值。对于效用价值论的错误，黄树东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如果价值是主观的，劳动者肯定就不创造价值了。这一点动摇了，整个劳动价值体系就会动摇。第二，价值究竟是劳动者创造的，还是享受劳动成果的人创造的呢？假如是享用劳动者创造的，那就是说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在创造价值。奴隶、农民、工人不创造价值。第三，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者就是寄生虫，应该感谢资本的所有者。劳动者在分配中占有少数就是理所当然的，贫富悬殊也就是合理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言必称亚当·斯密，却抛弃了亚当·斯密的核心价值。自由竞争和劳动创造价值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两大支柱，而自由竞争的落脚点是劳动价值论。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巧取豪夺的赌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最可怕的是形成一种奖励不劳而获的体制。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资本泡沫化现象正在不断加强，希望靠投资一夜致富不光影响着很多普通人，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实业投入到炒房炒股中来。与资本收益增加越来越快相对应，是普通工人农民劳动的收入增长缓慢。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奖励劳动的理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我们发现公平不只是道德范畴，而且是经济范畴。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成果（GDP）必须主要归劳动者所有，这就是公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要尽量偏重于实体经济，不能放任资本泡沫化的发展。从历史经验看，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富强繁荣，一定要建立起一个激励劳动的体制。对中国而言，尽管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体制的精神还是公平的，这个体制真正和最终的依靠对象还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它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还是共同富裕。在世界大国里，中国是唯一将解决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国家，这同美国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是不一样的。

美国和发达国家都债台高筑，谁是债主?单靠中国一家债主远远撑不起西方七国的巨额债务，他们想在20国平台上逼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就范也是枉然。美国债务占GDP100%，日本占220%，欧洲各国大体介于两者之间。其实，最大的债主是各国的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大财团购买本国国债，国家以税收为担保发行国债，以警察、军队为后盾征缴税收，吃亏的还是本国老百姓。旧债还不起了就发新债还旧债，没有人购买新债没关系，提高国债利率。同时，债主逼迫国家削减福利，减少公共教育经费，减少公共医疗经费，减少对单亲家庭的补助等等，向社会转嫁危机。正如韩德强说的，把一条街做的事，变成了全世界的事；把1%的人做的事，变成了99%的人的事。国家债台高筑，百姓腰包越来越瘪，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却越来越富足，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于是英国伦敦、伯明翰等城市发生了骚乱，北欧福利国家发生了爆炸、枪击连环案，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政府不惜违背宪法精神，侵犯公民隐私权，窃听、搜身、监视居住，无所不用其极，以防止恐怖事件发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即国家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机构还是为极少数大债主服务的阶级专政工具? 以前我们相信尽管市场经济会导致两极分化，但民主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约束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福利国家。如今，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却在颠覆我们的信念，国家不再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器，而是大财团盘剥全社会的工具。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一种不受政府约束，反而约束政府、控制政府、操纵政府的潜力。市场经济形成的世界级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有能力在全球各国兴风作浪，吞没各国政府，迫使各国政府沦为资本财团的打工仔。对内盘剥、镇压本国百姓，对外进行经济侵略和军事占领。现在，我们目睹的正是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滔天巨浪。　　

中国国内目前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把现行体制描绘得一团漆黑，鼓噪全盘西化，推行“普世价值”，也就是所谓的“沉船派”。另一种是攻击现行体制，主张全面回归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彻底革命派”。这两股极端势力不论哪一方得势，必然遭到多数人的抵制而造成国内动乱，进而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出现民族分裂，国家被肢解。正是看到了这个结局的严重危害性，执政党内的进步力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主张，创造出代表国内社情民意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回归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追求社会公平，坚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式的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体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

这才是人民期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