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没有搞个人崇拜-红色中国网

第十九章 毛泽东晚年没有搞个人崇拜

有人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以前我也认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但从一些历史文献来看，毛泽东没有搞个人崇拜。不仅自己没搞个人崇拜，而且还一再反对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

第一节 毛泽东反对别人对自己不实事求是崇拜

毛泽东反对别人对他不实事求是的崇拜表现有三：他经常反对别人对他不实事求是的崇拜；他常作自我批评；他也不盲目崇拜别人。

第一，毛泽东经常反对别人对他不实事求是的崇拜。他多次讲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说，他小时候信过佛，也接受孔子的教育，后来又接受过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经过反复比较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1920年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他27岁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当他说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时，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礼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43年前后，当人们提出“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在1943年4月22日，他在给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七大召开前夕，这个问题又提出来，王稼祥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后来刘少奇又发表了文章。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一些同志解释说，我们是要找一个代表，把你作为代表较为合适。后又经大会讨论，集体决议，并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才同意了。

1945年，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一再说：“决议案上把一切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

1948年8月，华北大学准备成立，吴玉章校长给周恩来发来电报，请示是否“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立即给吴玉章写信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经他提议，中央讨论通过，规定了六条：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1953年，在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这六条。

建国初期，他多次将一些报告和文章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的著作”。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沈阳市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出版局公函上批语》是：“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做。”还说“这只有讽刺意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362页）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邓子恢的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同上书，第529页）

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建议的批语》是：“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同上书第21页）

1952年9月25日，《人民日报》邓拓写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毛泽东审阅，草稿中有一句话是：“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毛泽东把其中的“毛泽东思想”删掉了。并告诉邓拓说：“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63页）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批语》是：“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将这些字删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92页）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将内务条令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说：“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同上第238页）

1953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的结论的批语》是：“文内凡有‘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同上353页）

以上是毛泽东中年不同意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下面是毛泽东晚年不同意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修改“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处提法的批语》中，把“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国防。”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同上第473页）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毛泽东宪法——引者注）是由于某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因为谦虚不写。科学没有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科学。我们除了科学而外是什么都不要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1页）

1954年11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文中有一句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删掉了。

（同上书第609页）

195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中加写的一段话是：“在写文章做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同上第23页）

1956年，有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中央宣传部得知这一情况后，1956年2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说，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得知后，写信给中央的领导同志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完全是错误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0页）

1956年1月，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吴玉章说毛泽东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有“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毛泽东立即指出：“农业合作化并不是什么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要说有，就是在形式和细节方面，如互助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不要用人名作地名，不要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

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昨天有一位同志讲得不对：‘跟了某个人（毛主席――引者注）就是不错的’，又跟又不跟，‘跟’字不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98页）

1958年12月5日，毛泽东在阅《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的草稿》时，文中有“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这类话。毛泽东把“教导”、“指示”改为“告诉”，并说：“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

（同上第621页）

1959年8月3日，毛泽东看了筒报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说：“筒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其它，以此类推。如同意，……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09页）

1960年，他在审阅军委扩大会议报告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时，特意加了一句“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1961年8月，在庐山，他同张仙朋聊天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什么，哪些先革，……没有完全搞清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1965年，毛泽东在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时，问程思远：“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

程思远茫然不知所对。

毛泽东自己答：“靠总结经验。”

毛泽东的答案是正确的，他以前也主张无血革命，是蒋介石拿起屠刀要把共产党员斩草除根时，他才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65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