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七、 周恩来的文革岁月（一） 第一部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 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要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号召地方来造中央的反。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要出的。吴晗写了一出反动的戏。叫《海瑞罢官》。我们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对吴晗就不能批判了吗？” 他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 彭真说：“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周恩来马上顶道：“不是可以，而是应该必须批判!一个吴晗嘛，有什么了不起，完全能够拉出来批嘛。” 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周恩来批评彭真等人：“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政治头脑，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他们怎么敢写这样的文章?既然知道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为什么要抵制这样的行动?你们说上海没有党性．我看是你们没有党性!你们应该及早回头，转到批判吴晗上来，否则你们必将自食其果。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彭真。” 他提议召开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 他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二、揭发批判罗瑞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 １２月５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与毛会见。１２月９日开始开小组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分三个小组进行，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 12月1１日，罗瑞卿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到上海的时间是十一日下午二点多。上海机场上有陈丕显和吴法宪在等候。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你。 罗瑞卿被引到会客室去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那里等着和他谈话。大约七点钟，周和邓离开。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见毛主席、见林彪：要求马上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你不要激动，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周恩来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会的副作用，采取背对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起来对罗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罗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５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并告诉罗，毛泽东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又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当邓小平和彭真出面替罗瑞卿讲话时，周恩来批评说：“就算把他的错误划去一半，仅他反对林彪同志这一条，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罪行。如果我们不刹住这个歪风开了这样的先河，我们这个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罗瑞卿同志要是不好好做个像样的检查，那就别想滑过去!你罗瑞卿同志应该知道，对待林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主席的态度。” 三、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 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听了江青的反映，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土国"。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还说："周恩来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向政治局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和撤销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的指示后，周恩来马上表态道：“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对彭真同志的那篇错误的汇报提纲，要坚决撤销。我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处理彭真同志反对毛主席和打击左派、支持包庇坏人的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彭真就是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这两年来，主席很不放心党内，就是不放心像彭真这样的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 周恩来参加会议，和邓小平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对亚非拉地区的六十二次政变作了很好的分析。‘物必自腐，而后蠹生之’。防止反革命政变抓好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了防止‘糖衣炮弹’，到了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讲得更明确了。从一九六三年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揭发的彭真、罗瑞卿、陆定和杨尚昆等人，更加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二是防止修正主义政变，三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这种危险，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中央与地方相比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相比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相比以党内为主；上面与下面相比以上面为主。重点放在内部，放在上层。这就是我们的对策。”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 周恩来还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是"保持晚节" ："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和罪恶""，说： "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 五、在镇压群众的五十天中 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后，周恩来曾派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去做工作，并面授了几条指示，强调要从正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有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当毛泽东随后决定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他便默不作声了。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时，他也投了赞成票。 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江青写信给他说：“总理：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作组挑动学生斗学生和围攻革命少数派的现象，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必须揭露。建议你在合适的会议上讲一下问题。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康生也向他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在当晚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着工作组的问题，当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能再犹豫了，工作组应该马上撤出学校，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决策，和革命的学生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给中央文革小组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下去搞调查研究，看看工作组究竟搞了一些什么。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觉得依靠派工作组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工作?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办法还是可以的。大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方法不对，不能够一笔抹杀嘛。党的领导总是得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呀。”邓小平也说：“我看，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的撤换的办法。” “恩来，你看呢？’毛泽东问周恩来。周恩来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写信给刘、邓：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周恩来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个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 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提意见，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八月五日，毛泽东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周恩来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毛泽东当即同意。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 八月六日晚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商定：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席，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 周恩来还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周恩来在大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还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 在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纷纷向刘少奇开炮。 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他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就改，说："跟着著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 江青对周有意不点王光美的名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 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七、在红卫兵运动中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毛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 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由国家来负担。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这段期间，周恩来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工作。 （二）一些中学红卫兵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实际起到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作用，背离了中央的战略布署。周恩来向这些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 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脆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既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又带去了打倒一切之风。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一起，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 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 中央文革认为：这个通知发下去，有可能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江青："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 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 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 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 江青曾多次说周恩来是"灭火队长"："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