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八、江青的文革岁月（一） 第一部分：1965年11月——1969年4月 一、批判京剧《海瑞罢官》 一九五九年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吴晗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认为“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江青还发现了文艺界愈演愈烈的修正主义倾向。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轲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大批判的文章：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认为是为彭德怀“被贬”翻案。《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是：《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江青开始在上海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江青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①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二、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拜访林彪。江青离开苏州以后，叶群打电话刘志坚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江青跟他个别交谈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在二十一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谈了两点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字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这时，标题上加了 “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