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八、江青的文革岁月（二） 八、奉命端出陶铸 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因为陶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 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陈伯达在会上发表了揭露陶铸错误的主旨讲话，其内容也就是在中央生活会说的那些东西。江青插话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 曾志这样回忆：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这真是新的天方夜谈！陶铸究竟是怎样迅速垮台的？详情请参见文革系列专题：十八。（东方红网、红旗网、五四青年网） 九、批判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北京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 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康生说：“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 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刘志坚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刘志坚组织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 “文革”问题作了讲话。叶剑英说：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陈毅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这些讲话在军队院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要求叶剑英、陈毅等人作检查。 中央文革为了保护这些老人们，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说：“隔靴搔痒！” 十、带彭德怀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这段所谓笔供的内容应该是被删节过的，因为在文革中，如把彭德怀调回北京这样的大事，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是通不过的。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戚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抢走了。“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看来，光有中央文革的表态，还是不行；还必须有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的命令。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戚本禹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说：“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说：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文革”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为此，一九七六年后，韩爱晶被判刑十七年）。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一九七三年春末彭德怀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十一、中央文革批复湖南军区取缔湖南湘江风雷 二月四日，经周恩来同意，中央文革发出对湖南军区关于关于取缔湖南湘江风雷的批复。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说：还有今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这件事，虽然是湖南军区错报了情况，又有叶群插手，但中央文革包括江青也负有重大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