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毛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康生负责抓的。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对搞清楚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四、审查刘少奇一九二九被捕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的问题，是多年来党内一些同志反映非常强烈的问题。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据刘少奇和孟用潜交待，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专案组成立以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对孟用潜隔离审查。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批示：“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六月二十二日，专案组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 康生在第二天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周恩来的批语：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的决议。 十五、“伍豪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天津红卫兵把伍豪启事影印件送给江青。 五月十七日，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周恩来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还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和江青看罢，马上作了圈阅。 关锋等人看后．却私下议论：“总理的辩解站不住脚，难道这不会是他临危而采取的一种留后路的策略？根据总理在每一个紧要关头的表现，这是很可能的。” 江青得知后，瞪了他一眼：“此事今后再不要讲了，谁讲谁负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学“六四○ 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处理所谓伍豪事件中，毛泽东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的态度也是一贯的：“此事今后再不要讲了，谁讲谁负责!”至于周恩来本人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至死也放心不下，总担心将来有人利用这件事污蔑他。现在有些人，利用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企图证明江青正是利用伍豪事件打击周恩来。可惜，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有靠造谣过日子。 十六、武汉七二0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 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飞赴武汉。 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北京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 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 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会议决定，把“七·二Ｏ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O 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会议还决定7 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参加天安门大会 下午3 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4 点多钟，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 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 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 毛主席说，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 他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 （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 十七、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说：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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