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八、江青的文革岁月（六） 四十一、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 从北京市派人揭下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大量是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的。 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理论路线，说什么：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摆酒重祭。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400页）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质问吴德：“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吴德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吴德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江青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北京市是可以解决的，吴德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吴德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也同意让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四十二、章含之写信给毛主席揭发康生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章含之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他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四十三、元老派预谋搞政变 一九七二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王震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 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 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帅反映对形势的看法。 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叶剑英在讲话中，离开讲稿，“非常气愤地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阴谋诡计”。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重病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 “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有一天王震来到聂荣臻家，在谈到“四人帮”时，王震气愤地说：“我的头发、胡子不剃了，什么时候粉碎了‘四人帮’，再剃！”聂荣臻的心情跟王震一样。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胡耀邦访问邓小平。 胡耀邦提到中国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邓小平说：“现在不好讲了，新的接班人还是要继续批我的，但是他不会长期地待下去的，他和那些人的矛盾马上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再看看下一步的发展吧。”“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某日，邓小平催促叶剑英赶快行动。 这一天，邓小平接待王震来访，告诉他许多“酝酿行动”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叶剑英，说：王震马上要过去，再催催那件事。 叶剑英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 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 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 坚守舆论阵地。” 叶剑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有些人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 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 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 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 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 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 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 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 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他还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