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挑选这些人物，是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纪，一个英才辈出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闪过天空的极度辉煌的彗星。整个60年代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它自我焚毁、自我引爆，能否浴火重生仍然在未知之中。 不久之前，我接受了一次访谈，记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戴老师，在我的记忆当中，60年代在您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1968’和‘五月风暴’。到了世纪之交，我发现在你的讲述中‘1968’和‘五月风暴’出现的频率降低了。”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你的观察非常准确、非常细致，但这并不意味着60年代从我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而是在我的整个视野当中延展开了”。曾经，当我们讲到60年代，首先浮现在脑海当中的、呼唤着我们对这个时代思考、反思、忧虑和痛苦的是以欧美为主要舞台的学生运动。大家已经看到了1968年5月在巴黎迸发了一场巨大的学生运动，而这场运动最后酿成了欧洲史学家所称的“欧洲最后一场革命”，它达到了欧洲革命的程度，而且它也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被记述为“举世无双的革命”或者简称为“无双的革命”。 这场学生运动的出现在战后的整个欧洲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它的起因非常有趣，是由于校园管理的伪善和严苛，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因是他们撤换了当时的电影资料馆馆长，因为那个馆长的理念是：“电影资料馆的资料是所有爱电影人士的共同财富。”这两件小事引发了学校风潮，学校风潮引发了警察干预逮捕学生，逮捕学生引发了更大的学潮，更大的学潮引发了军队进驻校园，而进驻校园引爆了整个巴黎，引发了自巴黎公社以来法国革命特有的样式：巴黎大学学生起事占领街道、修筑街垒，然后工人声援，市民罢市，知识分子全面介入，引发全面革命。 于是1968年，在西欧的一片太平盛世之下，突然之间风起于青萍之末，以索尔邦大学为原点迸发学潮，引发了战后这场欧洲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一场学生运动近乎倒戈，最后它迫使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逃巴黎被迫前往德国，相当于“吴三桂请清兵”，跑到德国请了军队。一个民选国家的民选总统带领邻国的军队杀回自己的首都暴力镇压自己学生的抗争运动，这真的是“无双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被称为“无双的革命”还在于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是一个在革命之前就被理论家所描述的、被理论家所勾勒的、被理论所呼唤的并且实践了这个理论的革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进而蔓延到了意大利的“热秋”，引发了全欧洲的学生运动。而这个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从西欧影响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呼应了大量的抗争性学生思潮，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延伸到第三世界，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运动；在日本，街头充满了抗议学生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60年代的学潮酿造了后来全面改写人文社会科学面貌的一代理论家。 我只给大家讲几个小的例子。这场运动的萌发和电影有关，进行过程也和电影有关。大家可能记得五月份是什么月份？是戛纳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戛纳电影节在那一天准时开幕了，那一年的主席特吕弗走上台去主持电影节的开幕式，但他突然停止了主席的职责，对着麦克风说：“当我们的同志在街垒上浴血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过节？”于是电影节落幕，全体出席电影节的电影艺术家们走上街头，参与到学生运动当中去。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著名的戈达尔高达在街道上参与运动、拍摄运动的场景，这是特吕弗的工作场景，我没有找到他在街道的场景。现在大家可以理解，当时所谓世界一流的电影艺术家和电影艺术人，他们和整个社会的抗争、对旧世界的反抗、对新世界的梦想是以何等方式的同步共振和感同身受。他们不会说：那是一帮学生在胡闹，而相反他们用了“我们的同志在街头浴血”。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五月风暴”当中的新闻图片，最上面的一位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每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他都走在最前方，而且他在这场运动的高潮喊出了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正是我今天尝试去“叩访六十年代”的主要动因之一。他说：“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手挽手前进了！”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和21世纪所有不满足的人们忧思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而又不是剥夺自由的，如何是自由的而又保持着集体性、公共性和人们对财富共享的？这些人不满足于将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理想世界，不满足于这个将我们迅速带往石油文明终结的世界，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很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而萨特认为在这场学生运动当中，终于有一次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携手同行的。
萨特 下面这位是列侬，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图片展示的是他在学生运动高潮当中演讲的画面。整个波普艺术、流行艺术和亚文化正是在60年代的高潮当中勃兴起来的，表现了当时最强大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而甲壳虫乐队被称为60年代最著名的和平游击队。下面一张照片是戴高乐总统带领德国军队占领首都的耀武扬威的画面，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这张照片。 通常我们说到60年代，脑海中浮现的是“五月风暴”，是“热秋”，是美国的反战运动，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场运动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面向。其中之一是这场运动高扬的旗帜被缩写为3M，分别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而我刚才我说的这是一场被理论家所勾勒、描述、预言、呼唤的运动就是马尔库塞的描述，因为早在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之前，马尔库塞对于整个世界，准确地说是对欧洲，再准确地说是对西欧，做出了一个整体的阶级分析和判断，他指出：“今天的世界是蓝领工人白领化，消费上消灭阶级，工人阶级整体被赎买，工会黄色化，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承担世界革命的使命。”那么谁将成为新的历史主体？谁将成为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的结论是大学的师生们，当然还有更为丰富的理论作为学生的思想力量、思想动力和学潮的理论资源。 这是一个极为清晰的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国、中国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1968年的街垒景观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挥舞着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的法国青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想象对象，成了最后一场欧洲革命重要的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 讨论到60年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60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可能会忽略60年代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它不是一般历史断代中的十年，而是一个悠长的60年代，是一个丰富的60年代。我引用詹明信教授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这个长篇论文中的描述，他的描述把我对60年代关注的延展和6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的参数呈现出来了。 按照他的描述， 60年代并不开始于1960年1月1号，而是开启于1959年元旦。那么1959年元旦发生了什么？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胜利，1959年1月1日切格瓦拉带领不足300人的游击队战胜了5万以上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在那一天胜利进军首都哈瓦那。那一天，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的描述，是“全世界的左派都为之欢欣鼓舞的节日”。我选用了几张图片，希望大家记住切格瓦拉这张风华绝代的脸。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另外一边，大家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对古巴革命的报道，上面是古巴革命更为著名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至今他仍是古巴的最高政治领袖。按照詹明信的说法，60年代也并没有在1969年12月31号结束，而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延展期。那么对于他来说，60年代什么时候终结？60年代在1973年9月11号终结。1973年9月11号发生了什么？当2001年9月11日双子大楼被击毁的时候，很多批判思想家、左翼思想家再一次提醒世界：记住另外一个9·11，就是1973年的9·11。这一天，美国CIA在智利资助训练的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武装进攻炮轰民选的合法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权，在这场军事政变发生之后，全体工人、市民支援保卫合法民选总统，但是他们完全不可能战胜军人的装甲、坦克、机枪、大炮，最后当他们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合法的左翼共产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从总统府的楼顶上用直升飞机护送总统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妇女和儿童撤离。在所有的人都撤离之后，萨尔瓦多阿连德拒绝撤离，他说：“我是民选总统，不是独裁者，我不要成为无数拉丁美洲流亡总统中间的又一个”。萨尔瓦多阿连德一辈子是和平主义者，很有意思的是，他和一辈子信奉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切格瓦拉保持着终生友谊，可是在最后时刻萨尔瓦多阿连德戴上钢盔，拿起冲锋枪参加总统卫队保卫总统府，最后被武装攻入的政府军击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而在杀害了合法总统之后，他们放火烧掉了总统府，所以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一个尸骨无存的拉丁美洲英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造访拉丁美洲，参加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和平示威，你们会看到整个抗议示威的现场会成为一片旗帜的海洋，在这片旗帜的海洋中，只有两张面孔，那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 我们看到，按照詹明信的划分，60年代的开端和终结都是拉丁美洲，用当时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社会概念来说都是第三世界，而如果真的去追问整个欧洲学生运动起源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第三世界的崛起，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解殖运动，对昔日的宗主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巨大的威胁最后引发的内部爆破。我在这儿不乱用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我只是说内部爆破，而不是内爆。所以，即使以欧洲学潮为主景观，我们仍然要意识到对于60年代来说，一个极端重要的参数是第三世界，一会儿我再讨论它和整个文化研究，和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全新的内在关联。 大家再看一张照片，这是武装围攻总统府的照片，是由臭名昭著的皮诺切克在总统府拍下的。这个皮诺切克似乎不想假装自己是好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坏人，一群黑手党人。那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参数中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东西，这次9·11发生后我有7年没有访问美国，因为访问美国要摁十个手印，而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罪犯才按十个手印，所以我拒绝访问美国。前年我再次访问美国，还是有一点心理阴暗，我是真的想实地考察一下金融海啸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当然还是得按十个手印。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收获，其中收获之一是我发现，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界，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修辞的转换，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整体从他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和专制，但是这几乎只是同义转换，因为民主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专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所有这种新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的前提是我们假装无视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为——资助各种军人独裁力量，推翻民选民主政府。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判断：“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实力太薄弱，以致他们承担不起来经济起飞及其民主化的过程，不如在独裁的政府之下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来完成最高的经济获益。” 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有关注的话，我推荐一部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纪录片给大家，它叫《Nostalgia for the Light 》，网上翻译成《故乡之光》，这很不准确，那么后来我和我的团队商量把它翻译成《光晨之义》。旁边的照片是它的导演，一个智利政变的逃亡者，这位导演的伟大之处，是他终其一生拍摄了近十部纪录片，而这十部纪录片始终只关于一个主题：智利政变，终其一生他都在实践着一个主题：“活着并且要记住”。他在不断地质询着政治、和平、暴力、虐杀、记忆与遗忘。这部电影获得了全球欢呼，但其实他更著名的一部纪录片是《智利之战》。在《智利之战》中你会看到真的令人痛心的东西，就是经过暴力迫害的人，他们在被摧毁了全部记忆后仍然可以看着那些暴力的图片说：“这个人是我，但是我不记得。” 关于这段历史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死亡与少女》，。但很有意思的是，使我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是数年前的一个新闻报道。那份报纸的国际新闻栏里有两则消息，一则消息说皮诺切克总理，就是那个不想装好人的混蛋，当他的政权终于被推翻时逃亡了。在他逃亡之后，还有一则新闻说，皮诺切克总理返回了故乡。他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他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医，法律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不予起诉了。而他的罪行不仅包括武装政变、武装保卫总统府，还包括他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灭杀。他在智利推展了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肮脏战争，他的牺牲者不是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人，而主要是艺术家、知识分子这样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从人间蒸发。到今天为止，你们去智利、阿根廷、墨西哥，会在特定的日子在广场上仍然看到那些垂垂老矣的人们捧着亲人照片，上面写着：“还回我的亲人”，这就是在那个时刻蒸发了的人们。而且如果大家看诸如《智利之战》《光晨之义》之类的纪录片就会知道，当时他们使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这些政治犯。所以毫无疑问，皮诺切克犯有戕害人类罪，但是这个时候他被赦免了。 引起我震动和深思的是旁边的一条新闻：海牙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健康要求，仍然决定以戕害人类罪来对他展开审判。我一直强调我拒绝一种原则叫两恶相权取其轻，我也拒绝一种立场就是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某一种罪行。当我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当我说“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尝试真正地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意味着我们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 当我们承诺了一份未来的正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记着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红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没有丝毫意愿，也没有丝毫意味为红色高棉辩护，我只是说，当这两桩案件并存的时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这仍是一个胜利者主宰历史的时代，胜利者仍将赦免他们的罪犯，而毫不容情于他们敌人的罪犯。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加倍地可恶，加倍地应该被审判。这正是司空见惯的胜利者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在整个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这才是我会钦佩今天仍然讲述和歧视这些暴行牺牲者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而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使在闭关锁国之中，中国对于世界仍然产生了极端丰富的、复杂的、也许是奇特的影响。上面一张是切格瓦拉访华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这边一张是文革式的游行，大家看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是“坚决支持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还是“革命斗争”？这是当时文革中的中国对于1968年“五月风暴”的回应。下面一张是“五月风暴”的街头照片，他们高举列宁和毛泽东。但事实上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主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因素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因为按照法国史学家的描叙，当时走在大街上的学生高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嘴里喊着“嘿嘿嘿，胡志明”。胡志明是当时越南共产党主席，著名的留法知识分子，也是当时第三世界领袖式人物和整个欧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这说明60年代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元素就是美国的越南战争和越南的抗美战争。 每一条线索都会引出极端丰富的历史线索，引发我们对于历史现状、今天与未来的思考。这里我只是非常简单地提示一下，按照当时越战爆发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批准了越战的要求，原因在于他们说“这是一场边疆之战”。美国的边疆跑到越南来了！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笑？但一点也不可笑，这个边疆是冷战时候两大阵营的边疆，当红色的北越越过了边界线进入南越，这是东方阵营整体地侵犯了西方阵营，就像当年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去打韩国时，整个西方世界动用联合国军是一样的道理。人们没有想到，美国也没有想到，整个世界都没有想到，当美国投入了在二战中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投入了所有最新的军事装备去打击一个东南亚小国时，并没有打服。不仅没打服，还让美军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泥潭，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死亡最多的一场战争就是越南战争。越南变成了一个噩梦，变成了一个泥潭，变成了一个诅咒。 今天我们去美国旅游，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越战纪念碑。它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纪念碑都不一样，它不伸向高处，它伸向低处。它不是无名英雄，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不是一个男性建筑学家，是一个女性建筑学家设计的；不是一个白种建筑师，是一个亚裔女性建筑师设计的。从任何意义上，这个纪念碑都配得上这场怪诞的战争，而从任何意义上这座纪念碑都重新反思和启示着关于战争、和平和死亡。如果把这个纪念碑对照着《集结号》，我们也许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希望你的结论不是主流最希望你得出的那个，说看看美国多民主，看中国只有无名烈士纪念碑，那你们就上了冯小刚一大当。冯小刚的电影让我们去向历史索回死者的名字，是为了再次把它归还给历史，只不过所还姓名的那个历史和再度归还的那个历史不是同一个历史了，前一部历史叫中国革命的历史，后一部历史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区别。
位于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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