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双的革命——“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而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觉得它非常难懂，是因为我们不能分享或者我们被剥夺了可能去分享他们的理论试图去面对的真实的问题。比如说，整个20世纪的灾难，请大家注意20世纪的革命酿造了不少灾难，但20世纪的革命却是20世纪灾难的回应和结果。因为早在革命全面爆发之前，20世纪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帝佛陀阿拉都保佑我们不要有后来者的世界大战。20世纪的世界大战刷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全部记录，关于人类自相残杀的记录，关于使用最新的科技发明成果、使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灭绝自己同类的记录。20世纪的革命、20世纪的变革、20世纪后半叶的风云激荡正在于人们试图回应这种巨型的人类灾难，尝试寻找另外的可能性，而我们没找到。革命成了另一种灾难的记录，但所有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都在尝试用他们也许并不坚实的肩膀去背负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去回应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关于60年代我想带给大家几个基本的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参数又引申出另外一个有趣的参数，就是20世纪的革命几乎都是都市革命，都是以都市、现代大学、现代都市空间、人群的聚集，高度组织、高度认同的人群的革命为主要标示。

但正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凸显出来的、所显隐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参数让我们意识到其实60年代的革命同时提示着一个被整个现代化进程所遗忘、所抹除、所抛弃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乡村，所谓前现代的所在。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60年代的灵感来源和力来源，那么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模式叫做“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场农民革命，那么古巴革命叫做“游击中心论”或者叫“马埃斯特腊山模式”，其实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变奏形式。那么它重新带来一个这样的论述，即马克思主义论述当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及其薄弱环节可能成为变革世界的力量所在。第三世界乡村，被遗忘的乡村世界，这是第二个参数。

而第三个参数是媒介。当我们说B-52效应的时候，当我们说切格瓦拉效应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一种媒介效应。当时的年轻人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未必了解切格瓦拉的理想，甚至未必了解切格瓦拉的作为，其实感召他们的是那张风华绝代的形象。但我们要思考的是从60年代电视媒介开始，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甚至有可能是全球文化乃至文明的转折点，就是数码媒介的全面入主。在这儿提一句，2012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消失了，就是柯达公司，这意味着胶片电影的时代终结了，数码电影的时代到来了。也意味着电影独一无二的介质被改变了，也意味着数码一统天下收取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叙述艺术的领域。早在之前ipad已经整体地改变了传播、交流的平台和媒介手段。

那么从60年代的电视时代到今天的全方位数码时代，或者叫ipad时代，或者叫screen时代、屏幕时代，60年代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去反思、去反身追问60年代B-52效应引发了全球的反战、反美、改造这个世界、点燃朝霞的热浪，成千上万最优秀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而今天我们面对着附着在美军轰炸机上的，附着在美军导弹上的针孔镜头所拍摄的整个高度景观化的战争，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可能，去反身指认被炮火所摧毁的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有没有可以反身反转全球媒体的逻辑，去指认不仅是媒体的暴行，而且是被媒体所遮蔽了的或者是由媒体直接执行的暴行？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能光说媒体是暴力的，媒体是加固于强势的。但很多时候，很多暴行就是由媒体直接执行的，或者媒体直接建构的，比如对切格瓦拉的全球陈尸和展示。其实21世纪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全球式的陈尸，但是这3次陈尸似乎没在整个世界引起任何的异动和反应，这3次陈尸，一次是胡狼卡洛斯被杀，全球媒体同步报道陈尸。第二次是萨达姆被杀，苹果手机实况转播。第三次是卡扎菲在街道上被群殴致死，全程转播，全世界没有任何的不同反应。没有任何人对媒体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暴行，以及这个暴行之后的种种暴行加以批评和指责。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也没有想引导大家去同情和认同这三个死者，我只是说对我来说，通过全球媒体实况转播对某些政治领袖的，尤其是卡扎菲这一例当中的屠杀暴行本身是极不道德的，对极端暴力的行为没有任何说不的声音。

如果我再多说几句，大家也许不知道利比亚曾经是全世界公共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曾经是有最多的公共政策服务于各种各样不同部落的原始民族的不同的文化需求、社会需求和生存需求。那么卡扎菲真正的罪行是什么呢？是石油国有化，将石油国有化损害了谁的利益呢？损害了昔日宗主国的利益。大家说：戴老师，你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吗？我不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对立面，因为阿拉伯之春本身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命名。它把发生在不同的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不同的民众的运动一以贯之，完全取消了它们的差异性。那么至少著名的非洲学者，来自非洲的学者，研究非洲的学者告诉我们，比如发生在利比亚的和发生在埃及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民众运动和民众抗争。请问，我们知道吗？我们曾经关心吗？我们曾经质询过吗？这才是我所说的更大的媒体暴力。曾经我们了解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亚洲每一个地方的人们反抗，我们曾经了解每一次世界性的变革，而今天据我的有限了解，我们几乎可以在主流媒体上找到所有这些消息，当然占据着极端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那么这是媒体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读者，作为接受者，作为使用者，我们还有过这样的意识吗，还有过这样的关注吗？我们还曾经有没有意识到过我们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所面临的真正的权力或者暴力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来说，第三世界作为我们今天的参数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当年第三世界在全球舞台上被凸显出来是由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选择了叛逆性的认同。他们认同了第三世界，他们高举起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帜。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主客体的转换过程，而我们曾经是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久之前，我和一个德国学者的对话让我自己每次想起来都暗笑不已，就是我完全没有思考地说了一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我这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他说：中国从来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始终是超级大国，只不过沦落了两百年而已。好，这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先等一下。

我们说中国长久地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那么我们作为第三世界的国民，或者叫知识分子，或者干脆叫大学生，我们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一次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理论和西方理论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必然面临着一个自我定位，因为不论你自觉与否，你都必然以某种主体位置介入。如果我们不自我定位的话，恐怕你就难逃那个命运，我自己所做的那个概括叫做认贼作父，指父为贼，叫做胜利的失败者，叫做反认他乡为故乡，你恐怕就很难逃离这个主流的建构过程。

但是正是因为作为第三世界的年轻人，第三世界的国民，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认识到很多关于第三世界的表述本身是第一世界的主体们的表述。尽管他们曾不断地反转于他们的主体位置认同于第三世界，那么当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体的时候，要建立第三世界的表述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记得反转。我们要在一个不断的自我的自觉的，自觉反省和不断地对这个位置的重新设定当中，才能认知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尝试去建立我们有创意的有创造性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表述。

那么刚才跟德国学者的那番谈话，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这两年连续的比较长时间的访问美国，很想了解美国的学术和思想状况，所以我去出席了很多很多的会议，其中包含很多的社会科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会议，结果发现，在各种会议上包括社会科学的和人文科学的会议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我一点不夸张的说，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债主，美国的中国债主，出现频率这么高，以致我在两三次会议都赤膊上阵了，我要替中国说句话，当然不是真的替中国说句话，我只是觉得很荒唐。大概两次插话的内容大致相近，我就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实物经济所创造的真金白银必须转换成美联储债券，而什么时候中国必须贡献给美国股市的这个供奉转换了中国债主，中国的债主在什么意义上可能行使债主的权利，我说，我给他们举两组数字，一个数字是中国的股市曾经从2000点暴涨到6000点，从6000点跌回到1600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忘记那个数字了，有一个天文数字的人民币蒸发了。同时中国在美联储的储备相对于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又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实物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蒸发？当时我刚好和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拷了这两个数字，在美国的几个月我说请大家重新定义什么是财富，什么是金钱，什么是债主，什么是负债人。至少在这个经济学的会议上效果极佳，使这些美国经济学家们停止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债主或者中国崛起这个字样。

当然我也非常繁琐地做了另一个描述，我说好像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崛起，对于你们来说也对于我们来说是更为真切的一个事实。好，我自己本人是怀疑中国崛起这种描述的，因为中国崛起不外乎是GDP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外汇储量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对顶尖奢华消费品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人参与全球奢华顶尖消费和旅游的数据，那么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只要有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富人，就足以创造这些全球奇迹，而即使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全球化进程的成功意味着多数人获益，这个国家的多数人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并且获益。所以尽管我们怀疑这个东西，我要说明的仍然是今天的世界国情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改变，那么世界不再是美、苏、第三世界，不再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而变成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和广大的贫穷的南方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南方国家这个巨大的场域当中开始以所谓金砖四国的方式成为新兴国家的话，那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种意味对于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于世界文化关于我们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我非常不喜欢一种新的革命讲述，就是红色历史再一次回到电视剧中，再次回到大众文化当中。为什么红色历史重返了？因为这叫中国崛起史前史，因中国崛起而重新获得合法性，一个完全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再度获得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也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红色历史，所以对于我来说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提请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参数，是在于参照着中国崛起，参照着在中国崛起之下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当代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中国的文化未来以及价值，建构新的展望，我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口号，我自己个人挺讨厌口号的，但是每次做六十年代回顾的时候，这几个都将再一次打动我，那么一个口号大家不枉听之，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口号？因为大家知道著名的法国学者也是据说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具有人文通才性的学者阿兰·巴迪乌。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红书，这本小红书叫《共产主义构想》，其实，在我浅薄的理解和阅读当中，《共产主义构想》这本小书无外乎以复杂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语言重申了1968年的这个口号，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尽管我们不能构想新的历史图腾，尽管我们还不能有效地勾勒人类的未来及其替代性的方案，但是，被压迫者走投无路的抗争将创造这种可能。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口号也是我经常用来作为自勉的一句口号，叫做“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而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大家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叩访六十年代文化，只有我们打开的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叩访六十年代遗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那么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的一组命题，第一个是前面我讲到的社会主义自由，而另外一组命题叫做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我恳切的想跟大家提出并分享个人与社会这个命题，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大量的社会文化空间被霸占进而被封闭，社会性和公共性被取消，而同时我们每个人似乎开始越来越具有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身份。但是两方面，一边是个人身份的最佳模式、理想模式，也许是在座不少同学们的身体力行的模式，那么就是宅男和宅女，是一个自我隔绝的、一个自我疏离的、一个自我完满的模式。当然，要做宅男和宅女，伴随你的必然有一台电脑、一个screen或者一个ipad。那么我首先要提示大家的是，所谓宅男和宅女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建筑在对社会网络的信赖和依赖之上。大家想像一下，我们这个文明有一个环节断掉了我们还能宅下去吗？而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问题就是，不论你是否预期，这样一种文化恐怕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就是行动能力的丧失和交流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不仅使得社会化的空间被暴力截取，而且使我们的主体愿望和主体能力丧失。但是也许因为我已经落伍了，也许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九斤老太的年龄，也许我就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新生代的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这儿我要回到一个六十年代的人物提醒大家历史其实非常短暂，历史是在非常短暂的过程当中被建构出来的，他就是刚才我始终没有提到的那位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之所以被列入到了六十年代的名单当中，之所以被称为六十年代的重要标识不仅因为他的暴行，那个暴行就是他发动了越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一整套的名词以及一整套理念的创造者、发明者，准确的说是推广者，这套名词就叫做青春、青春期、青春期反叛、代沟。这些名词都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内被发明出来并经过大众传媒被传播，由此建构了一个肯尼迪总统始料未及的伟大的学生运动年代。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有一件事情它很不学术也很学术，请大家去做，就是Just google it。当你们使用每一个名词的时候，至少请你们google它，当然google永远是不够的。可是，至少请你们google它，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东西是亘古就有的，是万古长存的，是天经地义的，是高度自然的，其实它不过都是二十年代短暂、急促、残暴、血腥，又是激情澎湃的历史所发明和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相对于五十年半个世纪的历史，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是在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不断地创造和改造当中把人类文明推演到今天的。如果我们还希望人类拥有未来，如果我们还希望用人类的想象力去创造未来的话，那么希望大家和我分享对六十年代的重新叩访以及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谢谢大家！

精彩语录：

----如果大家不甘心成为一个囚徒，想要重获历史纵深、重访20世纪，那么我认为60年代是一个关节点。因为60年代在视野描述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动荡、全球劫难的年代。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也是一个全球火红的年代，是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当中去的一个年代。

----他（萨特）说：“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手挽手前进了！”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和21世纪所有不满足的人们忧思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而又不是剥夺自由的，如何是自由的而又保持着集体性、公共性和人们对财富共享的？

----通常我们说到60年代，脑海中浮现的是“五月风暴”，是“热秋”，是美国的反战运动，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场运动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面向。其中之一是这场运动高扬的旗帜被缩写为3M，分别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

----这是一个极为清晰的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国、中国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1968年的街垒景观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挥舞着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的法国青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想象对象，成了最后一场欧洲革命重要的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