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这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许多资本家是直接间接利用权力把自己变成资本家的。

俄罗斯离我们远矣，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已变成私人企业了。那么，这些私人企业的业主中，有几个是工人呢？有几个是普通干部呢？这些私人企业主中，有几个不是原企业的当权派？有几个与政府的当权派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认可呢？

由此观之，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法律等）既能起促进作用，也能起促退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很激烈的。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特别是修正主义分子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先是制造舆论，允许资本家存在，然后把自己亲属或亲信变成资本家，变成剥削阶级，把工人变成被剥削阶级，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苏联、东欧地区和中国有些部门、地区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以后，阶级也就基本消灭了，这是过去共产党人的共识（包括毛泽东在内）。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以后，毛泽东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向地球开战（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逐渐认识到的。他在1957年2月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没有讲阶级斗争，六月分发表时，听了各方的意见和看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后，才加上了阶级斗争那段话。但那时，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还缺乏认识，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变质问题。反右派斗争，他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反右刚一结束，他又抓向地球开战。他还“戏言”，如果经济搞不上去，就要被开除“球籍”。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毛泽东也是逐渐认识到的，是1962年9月以后才尖锐提出的。

1962年9月在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这段话是非常精辟的，因为这是客观真理。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那些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讲资本主义的好处，为民主社会主义歌功颂德。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就是人间天堂，社会主义就是人间地狱了。他们不仅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就连马列主义也否定了。他们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理论连根拔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坚持要搞社会主义的人，就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为社会主义大造革命舆论，揭露、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死如归。

当前，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也就是说，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1962年9月，经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这段话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的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这段话是毛泽东50年前的警告，希望不要出现“不然的话”。但现在看来，“不然的话”已经成为现实。

在这之前，他还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当成主要的，认为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还没有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问题。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同日，他在另一份报告上还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12月20日，他在发言中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群众头上，……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毛泽东在《5·16通知》中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容许有什么平等吗？”

“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1975年底他又石破天惊地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以上的新认识正不正确呢？要判断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首先要确定标准，确定原则，确定立场。如果这些问题不确定，那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也达不成共识。

因此，要判断毛泽东以上阶级斗争理论是否正确，首先就要确定标准。这标准就是毛泽东1963年11月17日，在《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倒数第二段上加写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实践为标准不是因为是毛泽东说的，而是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5月11日，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以后，人们形成的共识。

要有原则，这原则就是邓小平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也不是因为它是邓小平说的，而是当前我国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公认的原则。有的人虽对“四项基本原则”“恨之入骨”，但他是不敢公开反对的。这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要有立场，这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原则和立场来评价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那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危险性），是完全正确的，是“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犹如“哥德巴赫猜想”。他的慧眼尤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破红尘。也就是说，在他提出以上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时，阶级斗争还不很明显，一般人还看不出来。毛泽东却站得高些，看得深些，准确地预见到他不希望的事态出现。魏巍在1993年《话说毛泽东》中说：30年前，当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时，我们还不理解，现在才理解了。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提前看清50年。

现在国内国外的实践都证明毛泽东以上那些阶级斗争言论是正确的。一是国外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理论是正确的。为什么东欧和前苏联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有人说，是因为那些国家长期不搞改革，经济上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果。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来看，当时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最差的。根据世界银行当时公布的资料，东德已进入富国行列，苏联是第二个超级大国，其它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都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最穷的是老挝，其次是越南，第三是中国。如果主要是经济原因，那么，最先变质的应当是这三个最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三个最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变，而一些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先变质了呢？看来经济原因不是主要的唯一原因。

那么，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出了修正主

义分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国家当时带头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头面人物，除波兰的瓦文萨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他人都是当时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里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苏联从赫鲁晓夫时起就开始起变化了。到了80年代，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雅柯夫列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人，就是当时在职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哥尔巴乔夫。把哥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看，他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是不可思议的。但把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苏联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敌人来看，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带头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一个强大的、使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望而却步的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四分五列，顷刻瓦解，在地球上消失了。可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头号帝国主义的原子弹还要利害得多。

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只是这几个人，而是有一个官僚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8·19”事变之前，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攫取了苏联人民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要把这些非法财富变成名正言顺的合法财富，就必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否则，人民迟早要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因此，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要求改变现有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以便用法律形式公开承认他们非法占有的合法性。所以说，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没有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消灭不了苏联和欧洲的共产主义的，叶利钦是复辟不了资本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叶利钦班子里的人92%都是前苏联的各级官员。

由于这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量占有苏联人民的财产，苏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一些单位和一些地方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主义制度犹如“挂羊头，卖狗肉”一样，失去了人民对它的支持和爱戴。因此，当叶利钦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时，人民自然不会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去保卫苏维埃，保卫“社会主义”了。

当叶利钦正式宣布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时，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老当权派和与当权派有密切瓜葛的人，又“近水楼台先得月”，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捞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堂而皇之地成为俄罗斯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他们合法和非法攫取财富有七种手段：（一）利用他们以前非法掠夺的财富，合法廉价购买自己管辖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或利用权力非法私分股票；（二）凭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国际国内市场的悬殊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和外汇，获取一本万利；（三）凭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通货膨胀率谋利，非法挪用巨额公款谋利。有的就把工人、教师、干部和军官的工资拿去经商，使那些靠工资吃饭的人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四）凭他们手中的权力，通过办银行假破产侵吞单位和个人的资金；（五）凭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行业实行垄断。（六）凭他们的经济实力与他们在政界的代理人串通一气，低估国有资产，致使大部分国有资产落入他们手中。全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500家大型企业的实际价值为2000亿美元，在私有化过程中，只卖了72亿美元。（七）采用美国人的建议，搞“休克疗法”，把国有资产以股票形式量化到个人，每人分一万卢布，再由少数人收购。这些手段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与当权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能办到。他们就是利用这这些手段侵占掠夺前苏联人民创造的财富，把自己变成垄断财团或金融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