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七年七月，湖北全省作为“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审查的达800馀名，多数是各地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拘留的，而且长期未进行认真审理，有的地方还提出继续拘留审查的要求。此外，在全省还有2万多名干部在学习班，其中科以上干部就有1.8万人，而且学习班基本上搞的是“五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互相之间交头接耳）。在学习班工作的人员也较多，工作人员与被拘人员人数比为3：1，有的地方甚至达到4：1。 到1979年底，全省共清查对象27868人，查清26217人。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七月，山东省郯城县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到1978年4月结束。经过清查，全县参与帮派体系活动搞篡党夺权活动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149人，对13人采取了组织措施，其余136人解脱。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谈清理工作 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 义乌县委向金华地委、浙江省委作出《关于义乌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主要骨干分子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 《报告》称: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 义乌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此基础上, 于5月中旬起又发现和揭露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义乌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挂帅人物和主要骨干在去年10月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 妄图同杭州、金华的帮派体系串通一气, 配合上海, 策划搞反革命武装暴乱,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 该案几经反复, 时间长达5年, 共株连216人。后经复查予以平反。 一九七七年十月，外电传闻：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一九七七年十月，于会泳在审查中“胡言乱语” 于会泳被捕后，许多次作出交代，神经有了问题，在狱中胡言乱语，说出了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和“四人帮”有关。他特别说到，他的一切，都是奉吴德之命。 于会泳的“胡言乱语”中，后来居然又提到了华主席和汪副主席。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汉处决四人帮在湖北的四个黑干将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查，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在第三个战役中，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查清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绝不能走过场，绝不可心慈手软。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江苏省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九莲因反对逮捕四人帮、并为江青等鸣冤而被判处死刑。 1977年初，赣州李调会被打成“帮派体系”， 赣州地委在“揭批查”中对李调会人员进行第三次大拘捕，被拘捕李调会人员41人、同情支持者18人。行政处理600余人。 1977年2月 曾昭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重从快被判刑十五年。 1977年4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六号”文件，转发的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1977年12月8日 李九莲被从珠湖乘船押往赣州。 在赣县看守所，地区公安局向李九莲宣读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上诉。李九莲满腔悲愤地在手纸上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 当晚，李九莲尸体遭变态者的凌割。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当即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陪同李九莲公判的有曾传华、宋德恒、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李调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刑期相加达二百一十六年。曾传华、方道球、孙成章（在九江）皆被重判。 一九七八年一月，外电传闻：四人帮罪犯公审游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 有的单位甚至还在那里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凡是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必须一一查清。我们就是要除恶务尽。在如此深刻的阶级大搏斗中，把蛇一样的恶人轻易放过，让他们找到某些避风港，隐藏起来，就会留下后患。 冶金部是运动搞得比较好的部门，他们保持清醒头脑，通过检查、总结、评比，看到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虽已基本查清，但也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还需要深入追查；同时，还有个别单位，问题不明不白，如不加强领导，运动很可能走过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响亮地提出不能轻易敲“平安无事”的锣，不能煮夹生饭，不能草率收兵，决心把清查工作搞到底。科学院在斗争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了一些运动开展得比较晚的单位的问题，派出调查组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单位的运动作了专门的部署和动员，对它们的清查工作既提出了时间的要求，又提出了检查验收的质量要求。 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路线的急先锋。 有一个地区，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揭批查的阻力很大。地区党委内有的人采取躲、拖、捂的手段，“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甚至想以“排除干扰”和“端正运动方向”为名，进一步压制干部和群众。这样，运动中就出现了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二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一九七八年二月，杭州处决反革命政治集团成员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江苏省南通地区和南通市长期捂盖子，保自己，清查运动进展缓慢。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整一年，南通地区的清查工作一直按兵不动。中共江苏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区主要领导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去年九月，没有查出一个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后来，省委派负责同志去进行调查，对南通地委提出了批评，他们才勉强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中找了五个清查对象。这些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我们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也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等等。一句话，这里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世外桃源”，“四人帮”对这里没有干扰破坏，无须清查。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赣州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坚持批评华国锋判处死刑 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 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贯彻执行华主席指示，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急起直追全国形势 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 文化部前一时期的领导人违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画框框，定调调，捂盖子，压制群众斗争，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批斗于会泳的七千人大会上，还不让喊“打倒于会泳”的口号。由于原部领导人的错误，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文化部的运动成为不熟不透的“夹生饭”，使文化部成了清查工作搞得不好的一个落后单位。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 舒北斗与二十名“帮派”一道，在赣州市老体育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二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 天津市揭开盖子，大打揭批“四人帮”人民战争 调整和加强后的天津市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被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捂了一年零八个月的阶级斗争盖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天津的干部、群众一再等待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觉悟，要他们和“四人帮”划清界限，说清问题，争取主动。但是，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拒不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在他们的压制下，天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难以发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冷冷清清。 天津的某些负责人却耍弄手段，一再开脱自己。说什么对江青“早有戒心”，同江青是“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密谋和勾结”，妄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华主席曾针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错误，严肃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警告他们不要捂盖子，不要与群众对立。对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有的隐瞒、封锁；有的取其所需，任意歪曲和篡改。不仅如此，他们竟敢打保票，说什么“天津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并且以种种“理由”掩盖江青在天津的阴谋活动。为了将运动草草收兵，去年四月清查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散布“清查工作成绩很大，七月份告一段落”，七月份又说：“基本上查清了，到年底可以结束。”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华主席、党中央说：“天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很快”，“领导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今年春节到四月下旬，他们关起门来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五万八千多字的“检查”稿，以征求意见为名，企图拉一部分人保自己过关。 党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的领导核心。天津市委在各系统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市有十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新华社报道：贵州省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的整顿 省委在解决黔东南问题时，根据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五名州委领导成员，按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检查态度，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有的调离，有的留下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继续帮助他检查交待问题；同时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干部调到或提升到州委主要领导岗位。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黔东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海军各部队认真进行“查、整、改”，查，就是查林彪、“四人帮”的危害；整，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就是恢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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