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农民，是特指那些必须依靠种粮食作物为生的农民，在所有的农民中间，这部分农民的数量最大，他们的问题才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三农问题”。对于种粮食的农民来说，如何在既有的人均耕地水平基础上，尽可能地引入现代技术改善生产条件，改善生存条件，才是思考三农问题的切实出发点。

　　也就是说，在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农民人均资源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用现代技术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存条件，这才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道路。假如我们有了农民在低收入水平上的现代化经验，那么，我们就有了解决一切人群现代化问题的方案。

　　一、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潜力

　　2011年年初去饶阳五公村调查，李书记告诉我说：现在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农业成了农民的副业。农民不把种粮食作物主业，带来的问题是：缺乏持续的投入和积累，农民既不愿意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技术，也不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去引入机械技术，结果导致投入农业的人力物力出现长期的下降趋势，导致农业的持续退化。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农民的这种选择是符合比较利益低下的现实的。

　　在老田的老家那个湾子，全村人口260人左右，人均水田一亩多，还有几分旱地，这种人均耕地资源的水平，在全国农村中间应该算是中等，在种粮食的农民群体中间，人均资源水平也算是有代表性的。假如能够充分利用耕地资源，有一个集体组织作为依靠，肯定可以实现：最繁重的劳动(例如挑、驮)由机械替代，耕作全村300亩左右的水田和旱地，所需的机械投入应该不超过8万元;这样，全村耕地充分利用，且考虑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只有50人左右的半劳力务农，年人均工作日也不会超过60天。

　　同时，假如全村能够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养牛和羊，然后粪便沼气还田，在不减少土地肥力和单产的情况下，可以节省化肥支出3-5万元，同时，按照粗放养殖千分之五的较低转化率计算，还应该能够为全村人口提供年人均20-30斤肉食。此外，全村还有50亩左右的丘陵地可以用于种水果，年人均水果消费量应该超过100斤。

　　如果一个农民职业，每年需要出工的日数少于80天，最繁重的劳动多数由机械完成;而且还有肉吃、有水果吃(都是绝对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生老病死无忧，也就是说，经济上虽然钱不多但是足以应付各种生活需要;再考虑到乡村在交通、水电和通信事业等方面已经大大地拉近了与城市的差距，说不定有些城市里的小资也会愿意下乡的。

　　二、新技术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滋根基金会在贵州雷山等地的试验中间，发现沼气事业是“一分建九分管”，也就是说，沼气的建设费用不大，问题在于维护力量要“易得”，如果没有村子里头的“土技术员”的服务支撑，很可能一次小故障就导致永久停用。其实，引入机械耕作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果村子里没有学技术的年轻人，任何一次小故障都会导致昂贵机械的废弃。所以，引入新技术的门槛问题是：必须实现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得那些大概率的小故障，能够得到迅速排除，这样，才能够把使用新技术的效费比，保持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引入新的技术，需要村子里有青年人成为“专业化”的技术员，留在家乡服务农业，村子里需要那种与新技术相关的“特殊人力资本积累”。按照蒋高明教授在山东老家的经验观察，一个年轻人如果在家乡能够挣到20000元一年，他就不会选择抛妻别子外出打工。而按照贺雪峰教授的估计，一亩地如果每年种两季，净收入就可以达到1000元左右。结合这两个估计，要留住一个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就需要让他独占20亩地的年净收入。

　　当然，由于外出打工机会的存在，学有技术的年轻人可能会流动出村，这会导致“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流失，从长远看，这意味着需要多个年轻人之间的相互替代，倍增了积累人力资本的初始投入，这种加大的投入意味着保持“迁徙权”的经济代价。总体上看，如果一个村子有三五个年轻人都学会了技术，就大体上能够保证多数村庄在多数时候不会缺乏“特殊人力资本”了，这个代价虽然大，也还是乡村社会以本地资源经营效果支付得起的。

　　就老田的经验进行估计，在种粮食的地区引入机械，建设秸秆利用和沼气还田的设施，大体上可以把务农的半劳力(许多在家务农的都是中老年人或者妇女，所以算是半劳力)的年收入水平提升到10000元左右。所需要的物力资本投入，亩均500-600元左右，应该不超过农民的承受水平，关键问题反而是“人力资本”的投入问题：要找到愿意在老家务农同时有新技术学习能力的年轻人，这个人还要有较好的服务精神才行。如果青年人学了技术之后又不安心在家服务的话，就相当于学习成本的一次浪费。毛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等“专业人士”的年收入，除了记一份工分之外还有每月6元左右的津贴，相当于高出普通农业劳动力50%左右，今天让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拿到20000元一年，也只是高出务农半劳力的一倍，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的障碍反而是如何以足够低的成本，去培训那些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掌握并运用新技术。今天的网络为低成本普及技术提供了条件，机械生产厂家也能够通过售后服务承担一部分培训和技术咨询功能，但是，考虑中国产粮区的巨大，这两者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政府和学校的技术培训力量，也实现低成本“下乡”。

　　也就是说，在粮食种植业中间引入新技术，物力资本投入的问题不大，也容易解决，反而是人力资本投入的问题比较大，解决的难度大一些，有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集体组织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能够恢复大队级别的集体组织，小学就可以完全免费，还可以通过赤脚医生制度去实现毛时代曾经实现过的常见病、多发病免费治疗，而且今天民众的平均文化素质远高于毛时代，赤脚医生的培训可以更充分更完善，合作医疗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得以恢复，考虑到计算机网络的低成本，完全可以实现村庄医疗室与武汉等大城市医疗机构的远程对接，帮助对疑难杂症的诊断，借以实现服务于农民的低成本的较高水平医疗保障。如果能够恢复人民公社级别的集体组织，那么毛时代的“人民公社八大员”那样的低成本技术支撑体系，仍然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全部生产单位。

　　今天难于实现教育和医疗服务，低成本地覆盖全体国民，这不是出于资源的硬性制约，而是缘于制度的软性制约。

　　在1970年代，华国锋主政时期曾经提出要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领导人个人的私心杂念在里头。华国锋等人需要在“通过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政治表演中间，部分地抵消民众对他用政变手段抓江青的质疑。这个掺杂着私心杂念的强行推动机械化的政策，在多个方面缺乏配套，结果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首先是乡村社会中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人力资本积累，机械下乡之后“玩不转”，结果即使是很小的故障也导致机械的大罢工，而且，当时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过低，维修机械的基本技术手段都远离乡村，这使得维修难题更进一步被放大到难于接受的地步了。

　　与此相反，毛远新在1974年创造的“朝阳农学院经验”就没有这些私心杂念的问题，在文革的舆论氛围中间，朝阳农学院很多老教授中间也有一些人愿意放弃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下乡去农村与农民一起面对生产中间的常见技术问题，总结经验以寻找低成本教学方案。按照毛远新的原初设想，是要通过朝阳农学院经验，实现农学院办学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把高校中间高端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最迫切的技术需要之间的鸿沟打通，通过5-10年的努力为每个农业大队培养出一个“社来社去”的技术员来。毛远新的这个改革，尤其为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所竭力反对，周荣鑫和张爱萍、胡耀邦、万里一起组成邓小平1975年“翻案风时期”的“四大金刚”。只有张春桥给了一点微薄的道义支持，张春桥也是个书呆子，不知道怎么着手解决问题，而是去找周荣鑫辩论，说“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过了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读完大学贵族式教育的那群人中间，很多人不仅没有没有成为剥削者分享剩余价值成为精神贵族，倒是一多半成了“蚁族”蜗居在城市的边缘，但是，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得不到新技术的支持则依然如故。

　　毛远新的设想，确实切中了农业技术问题的要害，也吻合了千百年来农业没有走出依靠经验积累的低速技术进步困境，有可能加快农业的技术化进程。但是，与赤脚医生能够快速成功不同，农学院的教授们还没有积累起医生那样多的常见病知识，无法把教学过程压缩到短期内完成，也就无法实现短期内大批量培训出大批赤脚医生那种农村急需的技术人员，不过，教授已经愿意下乡去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过程还刚刚开始教授们还没有总结出足够的经验支持短期大批量培训，就到了1976年的十月政变，毛远新被“保护审查”起来，这个试验就结束了。此后，就是农学院回城和教授们回到老一套的教学方式，如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技术需要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更不要说为此需要去对高校教育作出伤筋动骨的变革了。就这样，全国农民曾经差一点就得到了赤脚医生那样的土技术员，全面服务于他们的粮食种植业和牲畜养殖业，毛老人家去世之后这一切就再也指望不上了。

　　在毛时代晚期，对于农业所需要的、低成本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在文革晚期才提出目标开始探索，这恐怕不是偶然的，高等教育贵族化的趋势是东西方一贯的，美国有学者就指出大学是白领阶层的生产线，所谓“社来社去”则意味着根本取消高校作为白领生产线的服务方向，如果没有文革那种根本无视“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舆论气氛，肯定提不出来根本变革高等教育这种典型“捅马蜂窝”问题。鉴于中国农业地域的巨大和农民人口的数量规模，如果没有低成本方案，实际上就不可能实现快速普及，而朝阳农学院经验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低成本培训方案的探索实践，遗憾的是，刚刚开了头就结了尾，如果毛老人家能够继续活十年，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

　　看起来，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需要回到毛老人家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所讲的那三条：土医生虽然本事不大但是农民“养得起、用得起、留得住”，没有后面这三条，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就解决不了。“用得起和留得住”意味着与技术改进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可以内在于农村社会的有机结构，只有低成本才可以在农村这样的穷困地区实现积累的内在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毛远新创造的朝阳农学院经验，则意味着需要高端的人力资本放下身段帮助农民实现“第一次推动”，没有这个第一次推动的能量，内在化的技术积累就缺乏初始的启动力量。牛顿认为地球是在获得了初速度之后，就可以通过与太阳的万有引力联系实现自转，但是，初速度则需要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动才能够获得;所以第一次推动是无比重要的，赤脚医生制度如果没有大医院的医生下农村去教他们怎么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也是没有办法开始运转的，遗憾的是，朝阳农学院经验还没有深入到完成“第一次推动”的历史任务，就早早地结束了。

　　同样在1970年代，根据老田的记忆，农民对于集体组织的感受中间，最为负面的评价就是管理比较僵化。总的而言，当时剩余劳动力已经非常多，而且1950年代晚期开始的大水利工程基本上都已经完成，而完成生产队里头种植业的活路，即便是按照最精细的田间管理程序，也只消耗得了全部劳动力总劳动日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生产队管理中间还仍然要求一年三百多天要下地干活，一窝蜂和磨洋工，其实是剩余劳动力过多情况下的必然表现。这也是农民最为不满的地方，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立马得到的收益倒不是增产，而是因为“去掉了管理环节”而得到了大量空闲时间。

　　不过，在毛时代的中国农村中间，各种各样的“非主流管理模式”都有实践，河北晋县周家庄公社的模式，就很好地结合了“大集体和小自由”两个目标。这个公社的领头人雷金河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过八路军的游击队长，他就是从自己微薄的管理经验中间设计出一条完全不同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主流管理模式。这个公社有六个生产大队，大队地下没有生产小队这个管理环节，在管理上直接由大队对农户，每个农户按照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向大队申报愿意承担的田间管理面积，确定下来之后，大队只要求在某个季节之前按照规定的质量水平完成某项作业任务，完成之后由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一起评价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数量，记下工分，据以进行年终核算。这一套管理制度，完全甩开了队长进行每日活路安排，社员也不需要按照规定时间出工收工，而且只需要保证在特定时间段按质按量完成作业任务即可。这个管理制度不仅农民感觉到很自由，而且对于干部的管理事务也大大地简化了，大队干部基本上只是起一个“质量检验员”(这个职责一般是一年要履行好几次)和“任务发包员”(这个职责是每年一次或者几年才一次)的作用，任务质量评定还可以方便地引入社员代表的民主评议，最小化干部私人偏好对作业评定的影响。周家庄的管理模式，在领头人设计出来之后至今已经执行了六十余年，穿越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和今天的高度机械化作业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执行的效果都很好。

　　周家庄所实行的管理模式，非常灵活，容许每年度甚至是每个作物季度进行承包面积的调整，在当前农村许多青年人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尤为切要。一个青年人如果今年选择外出打工，他所承包的面积可以交回大队方便地转给别人，反过来，一个打工人员回村之后，如果他需要的话，可以方便向大队申报需要的承包地面积，由大队居间协调之后发包给他。对一个村子而言，既可以实现耕地的充分利用，同时又不排斥打工人员的承包权。在引入机械耕作的情况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再由人承担，其他的活计只需要不足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够很好完成，乡村所拥有的耕地就能够得到充分而高效的利用。当然，这种劳动力进出农业的灵活性，是与乡村中间仍然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紧密相关的。就中国农村而言，外出打工人员数量虽多，留在乡村的劳动力和半劳力数量及其能够提供的劳动日数量，仍然是足够完成全部活计的数倍，也就是说，在种好全部耕地的同时，乡村仍然能够迁出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劳动力能够自由地进出老家的农业，不仅能够实现劳动力流出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譬如土地弃耕的损失)，而且能够实现政治上的保险功能：一个打工人员不会因为在城市失业而丧失生存机会，这就中断了失业数量增加与政治压力上升的因果链条。

　　四、转型接轨邪教的观念障碍是最大的障碍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种粮食的农村地区，还没有产生“利益固化的藩篱”，也就是说，还没有特殊的利益集团介入。按照贺雪峰教授的估计，由于种粮大户的投入收益比，低于“中农”和普通农户，一些典型案例甚至显示出大资本的粮食种植业是亏损的。这意味着理性的资本家还不会选择去种粮食，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存在服务于资本介入粮食种植业的政治力量和舆论力量，所以，组织农民的障碍不是外部的资本和政治，而是内在于农村社会本身。

　　虽然目前没有利益集团希望占据粮食种植业的地盘，也没有对应的政治力量和舆论力量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高强度合作不会遭遇到主流官学两界的反对。因为，农民的紧密合作需要突破“服务市场化”和“政府专业化”的固有观念，意味着从根本上颠覆转型接轨年代的两大基础性理念，实现干部和专业人员的群众化，这恰好是毛时代竭力推行而邓时代竭力废弃的内容，这是根本对立的观念冲突。虽然农民的合作没有触犯“既得利益”，但是从根本上挑战了“固有观念”，这也是必然要受到主流官学两界激烈反对的。

　　“有权有势”的人群，从根本上反对农民的紧密合作，这是三农问题找不到出路的关键。回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乡村中间那些有钱有影响力的人群(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是反对合作的，因为农民的紧密合作意味着他们无法依仗自身的优势牟利，甚至合作就导致优势群体的优势贬值。因此，即使不考虑农民自身较低的自组织能力，仅仅是乡村社会优势人群的强大反对力量，就足以导致二千年来乡村社会难于合作。

　　今天与传统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乡村社会已经没有了那个依仗自身优势进行牟利的群体，也没有了与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相关的内在反对力量，今天不利于农民实现紧密合作的原因，除了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不足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的成本和风险障碍之外，最大的反对力量将来自于官学两界基于“理念对立”从外部施加的反对力量。

　　由于转型接轨邪教在社会社会的弥漫，没有人能够外在于这个邪教的塑造，这就导致乡村社会合作中间一个特别巨大的“道德风险”：假如合作组织的领导人不关注集体利益转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会从根本上摧毁合作的一切根基。一些有多年农村调查经验的人士都提到：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次实现毛时代那样的紧密合作的话，一些有势力支持的干部恐怕要比奴隶主还要坏。仅仅这一条，就使得紧密合作的前途变得不可预测了。何慧丽在兰考南马庄推动的合作社，就出了这么个张砚斌，他竟然一个人在合作社的薄弱实体中间浪费或者贪污的数万元之多，由此引发的群体上访，至今没有官府机构愿意出面帮助合作社社员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难于解决的合作组织的干部问题，实际上是转型接轨邪教开始全面塑造社会成员的实践后果。

　　要实现农民的中国梦，需要根本上瓦解流行的转型接轨邪教对于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迷信，必须实现干部群众化和服务内部化。回到共产党那个老掉牙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上来，这个口号意味着两个不许：不许干部利用权力和优势地位谋取私利和鱼肉群众，不许医生教师技术员等专业人士依仗优势地位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是容许他们按照分工的原则获得稍微优厚的待遇，同时要以服务群众的精神来主动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恰好是站在转型接轨邪教的对立面上，这意味着发挥组织潜力需要超越有优势群体的私利最大化逻辑，要引入新的观念来塑造新人。一位安徽小岗村的党员宣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意味着要利用优势地位最大化私利，假如这个邪教教义永远得不到超越的话，显然，农民的中国梦问题就永远是白日梦，就像是小岗村得到那么多外部资源输入依然无法致富的现实经验所昭示的一样。解决农民的中国梦，不需要抛弃“为己”，也可以容许有优势的群体拿得多一些，但必须要超越优势群体的私利最大化逻辑，重建有优势群体的服务精神。

　　假如农民这样一个占有人均资源最少的群体，都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改进，通过组织的作用，在现有的人均资源水平上最大化了现代技术对其人生的帮助，那么，实现其他各个社会群体的现代化和中国梦，就当然更不是问题了。看起来，农民的中国梦问题乃是一场“最后的斗争”，只要我们创造了农民在低收入水平上的现代化经验，再把相关经验应用到城市和工业中间去就肯定能够取得所有人的共同进步，赢得了这场斗争就赢得了一切。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