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辟系列专题：六、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矛头既针对毛泽东思想，又针对着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16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晚，吴冷西（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 ”，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 。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说：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辑熊复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 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这篇文章是经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的。这实际上也是军方再一次正式表态。 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128页）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胡绳在中央工作会议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人的批驳。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人），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胡绳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同志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实际上是胡绳等人，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有人批评张平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 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 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 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有人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 “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人提出，就拿吴冷西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的电话纪录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熊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 “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 “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一些人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人说，他们这些同志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人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李鑫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同志又作了书面发言， 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却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五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五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论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我的初步检讨》 〖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印发〗 我在1976年11月间中央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小平同志1975年和“四人帮”的斗争问题上，曾说过贬低小平同志的话，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是错误的，在此谨向小平同志表示歉意。1977年1月间，我在处理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写的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上也有错误，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2月7日《学好文化抓住纲》的那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产生以上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思想上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有时看问题片面、主观；对实际情况、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了解不够，观察不深。在工作作风上有时也存在着简单急躁、不够谨慎的错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诚恳的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会后，我当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 〖注：汪东兴在书面发言中恳请中央免除他的一切职务〗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对我提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我表示欢迎，诚恳接受，欢迎同志们继续批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 今后，我要读点书，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总结经验教训。特别要注意谦虚谨慎，维护党的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些人对汪东兴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后，华国锋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东兴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2013年12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