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就是伟人，小人就是小人——从中美关系正常化谈起

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标志着邓小平配合其政治经济改革的外交思路完全成熟，完全奠定此后至今中国外交基石。阅读中美当事两国的主流媒体和相关历史记载，读者不难发现双方无不对这一事件尤其邓小平本人给予了无穷的赞美和歌颂。就美国那边来讲，这样的赞美和歌颂，无非是占用一些新闻的版面、音频视频资源和图书的纸张之类，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在我们这边就不同了，我们已经将那些赞美和歌颂意识形态化了，成为制约公众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指南针，成为国家战略指导原则，因此对于自那时以来小到中国外交运作本身、大到国家核心利益的伤害都是显而易见却又被公众所忽视。

我并不漠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和历史推动作用，我还一直是把毛泽东用那一双大手推开被美国从外向内强行关闭的中国国门——推开的根本标志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壮举之一。它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它的历史推动作用我在多年前的《1949年时间开始了》一文里就说过：没有毛泽东这个伟大壮举，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路都找不到。我也一直以此作为证据之一，来驳斥那些“毛泽东闭关锁国”之类的对毛泽东的诬蔑。我决不反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没必要就老死不相往来。我更不会忽视毛泽东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对于全球历史的巨大的推动作用。问题是这个正面的推动力不是被邓小平放大了而是被邓小平缩小了，甚至被邓小平改变了方向成为了拉动历史倒退的反作用力。

1972年把尼克松“请到”北京来，标志着“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世界大格局的最终形成，但还没有稳定下来。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作为主战场遭受到最大的战争破坏，欧洲人害怕战争再起的程度，可以从战后欧洲人的言谈行为中得到测量，更可以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不少哲学思考的证据。鉴于此，欧洲主要各国干脆或者加入“北约”躲到美国的保护之下，偷得安闲，成为美国这一极的内部力量，或者被苏联胁迫加入“华约”接受保护，成为苏联这一极的内部力量。“二战”后兴起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毛泽东又铁肩担道义，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早先独立还依然不发达的国家仗理执言（甚至还在发达国家内部支持民众运动，如支持1950/60年代的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有一种加入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利益圈，成为中国这一极内部力量的明显愿望。

几何图形结构中，三角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三角形中又是以等边三角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毛泽东“请”来了尼克松，但因为在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问题上，即台湾问题上，决不和美国做无原则交易，所以并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只发表一个《上海联合公报》，那其实只是一个“备忘录”而已。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做局部性主权让步，为建交而建交，草率和美国完成建交，那么这样的建交就意味着中国放弃全部主权原则，建交就是投降，最终必然失去国家独立性，不但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必然瓦解中华民族本身的大团结，给民族分裂主义打气，决不只是一个仅仅在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那么简单的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这可在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历史记载和随后至1976年的中美互动历史中找到多种证据），所以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是同等力度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世界霸权，原则问题上坚持他一贯的做法：毫不妥协。这就是说，在三角形的三极互动中，毛泽东坚持了“等边三角形原则”。

对比之下，邓小平放弃的正是这个原则。他把对美外交战略由等边三角形变为锐角三角形，而且锐角（苏联所在的那一角）越来越小，锐角的“对边”（中美这一“边”）越来越短，终于中美两角几乎合为一角，三角形几乎变成“两点一线”：线的一端为苏联，另一端是中美（发展到今天，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就是说，毛泽东辛辛苦苦建立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中美苏等边三角形” 不复存在的，自那时以来直到苏联解体，“中美苏三角”实际上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