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辟系列专题：七、召开理论务虚会 把矛头直接对准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 “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一矛盾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九六六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否一定要把某几次斗争指定为路线斗争，并且一定要一次一次地排列起来？这样是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并且会不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胡耀邦、周扬、黎澍、许涤新、宦乡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 胡耀邦说： 会议大体上分两段开。 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各省市也派来一位联络员。会议从今天开始，开到二十六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开，开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几天后， 进入会议的第二段，拟用中央的名义召开，再开十天左右。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 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以大会为主。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 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我们建立了一个十一人的领导小组。同时还邀请了二十一位长期在我们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请他们作指导。 在我们这个会的同时，还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收到上下呼应、互相交流的效果。 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 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象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 去年党内有那么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 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历史学家黎澍说： 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少数。 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这是多数。 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也是少数。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173-174页）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怎样才不是“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讲了几个理论问题： （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我国目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可以继续研究”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他说：“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党的十一大路线 邓小平认为，十一大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说：“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 （邓选二卷158-184页） 2013年12月1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