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 中国的生产力特别落后，毛泽东对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就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认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以后他又反复指出：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 “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一生都有把改变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建设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吸有这一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尽管大跃进的这一战役，存在着速度过快等问题，但从这一段话中表露出来的心态，却可以增加人们对毛泽东的理解。 因此，毛泽东在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技术革命。 他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 他还说过：不打（科技十年规划）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要发展生产力不单是要进行社会革命，而且要进行技术革命。他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原理。 他认为，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下，技术改革比社会改革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果仅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来说，这可能是对的；如果就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来说，可能始终是和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的。 一九五八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就明确地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方针和道路 （一）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这个国家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目标。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的、强盛的、现代化的伟大国家，使中国人民生活得好。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绝不是要使中国永远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这里包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观点：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可是谁能想到，有人居然把“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真正成了天下的一大奇闻。 （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必须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1、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于农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的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的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给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第五，现在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 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有更大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有了发展，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以农业这基础，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 2、在农业内部要处理好粮食和其他各业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了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而粮食又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 这说明在农业内部要兼顾粮食和其他各业，不能只顾一头。 3、在工业内部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等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略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 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 其次，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就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再次，要处理好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外，在经济建设内部还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 4、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三）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步骤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达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又需要经过一些步骤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经过毛泽东修改并同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批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 1、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个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2、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具体方针。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吏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许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3、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还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提倡勤俭的原则，但是要特别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 （五）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提出，力争多快好省地实现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向现代化的强国的跃进。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多、快。”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进一步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无论从哲学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跃进”的战略方针都是不错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来得及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加之，由于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组织第一个战役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高指标”。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并不完整，也不具体，而且这些思想本身也在不断地修改、变动中。然而，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指明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些人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高指标、群众性的土法炼钢等缺点，就全盘否定多快好省和大跃进，则是毫无道理的。难道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多快好省，而要少慢差费吗？难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跃进，只能爬行吗？ 第四节 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当时毛泽东首先发现问题的是关于主要矛盾的一个提法：“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胡乔木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个人去找毛泽东，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后，过了几天，毛泽东就提出：“这句话不妥当。这样讲，决议里就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原因是八大开会的时候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就反映不到我们的头脑里来了”。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没有责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这个问题。也同时对刘少奇讲了这个问题，但没说错了要改要删。 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出异议的，不只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个提法，而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有了新的考虑。 到了八十年代，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重新提出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 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这些人歪曲了社会初始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初始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初始矛盾决定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社会的群体结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各个社会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在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间必然有一种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 我们党的历史文献，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来说的。一九四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便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更高一级的阶段，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了，也可能转为其他的某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不可能是什么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如毛泽东所阐明的，为了说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根本用不着制造一个所谓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而历史的实践也证明：提出所谓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它的目的、作用都是为了取消阶级矛盾理论，掩盖社会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国际的垄断资产阶级、国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1992年至2002年起草 2003年8月18日定稿 2008年8月11日修改 2013年11月20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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