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敌我友，坚守独立性

2013-12-18 23:56| 发布者: 路石| 查看: 3347| 评论: 21|原作者: 红色中国时评

摘要: 大家都熟知毛泽东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还要加上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同志？首先讨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鉴别。

分清敌我友，坚守独立性

“重庆模式”被否定后，左派整体受到压制，发展陷入了低潮。济南审判后，三中全会新的私有化方案出台，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主义运动的上空笼罩了一股阴霾，失望和迷茫在左派内部弥漫。这是相持阶段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以往运动主流受小资产阶级团体的牵引所产生的冷热起伏所致，同时也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模糊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敌我友不分，远期和近期目标不清，工作方法和手段不当。我们依次来讨论这些问题。本期时评先讨论敌我友的问题。

大家都熟知毛泽东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还要加上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同志？

（一）划分敌我友的政治意义

首先讨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鉴别。

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①。据说曾国藩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不论曾国藩说过还是没有说过，也无论敌我，这样做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或者巩固自己的统治。

古往今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围绕利益和政权在展开，而“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灭亡了”。为了战胜敌人，避免本阶级被统治压迫或灭亡，就要时刻把握阶级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化，实时并准确地制定出团结谁、联合谁和打击谁的政策策略。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做出敌我友鉴别的意义，就在于促进阶级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本阶级的方向变化，以取得或者巩固政权。

对于革命阶级来说，某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又规定着划分和鉴别敌我友标准的不同，有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所变化的可能。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就曾经历过从我们的敌人到朋友再到敌人的变化过程。

资产阶级奉行实用主义原则，主张“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个利益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在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和政权在握的前提下，它的敌我友的划分，也是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左派队伍中当前表现出的乱象，首先是没有一种有效的形式解决好谁是我们的同志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找到适合当前条件的为大家所认可的解决办法，致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表现不出来；其次，由于今天的社会是经由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经验可循而呈现出万般的复杂性。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必然充斥在我们的队伍中，使人真假难辨，并令人难于准确划定敌我友的边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次较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某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沉浮，更甚至某个总书记的一个行动一句表态都将影响业已形成的左派脆弱的团结局面。

（二）关键是解决好我们是谁的问题

怎样摆脱这一困境呢？

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无论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是借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组织形式的外壳，用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来规范和识别自己的同志的。面对当前中国的专制体制，能不能借用先辈们的经验，直接建立或秘密或公开的组织形式呢？我认为还不行。革命家组织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工农阶级斗争服务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与工农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得到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觉悟分子存在，组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况且在今天交通通讯以及侦查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这无异于将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交给统治机关，丢失自己仅有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那么，能不能像在一些原来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或地区一样，比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然后建立自己的左派组织呢？可以，但这种组织仅限于在资产阶级的宪法框架下活动，进行议会选举，而不能倡导革命。这样的组织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不但为无产阶级的服务很有限，而且普遍被边缘化也是事实。革命家组织，比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的毛共纳萨尔派，在其号称实行民主多党竞争的国家里是被宣布为恐怖主义的。

不能用传统组织形式鉴别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就不能摆脱眼下的困境了吗？我认为不是的。按照马列毛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建立起来的革命家组织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中每一个组织成员都是无产阶级觉悟分子，都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能力和牺牲的勇气；其次，他们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再次，共同实行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工作作风。在当前缺乏有形组织的情况下，却能遵守上述原则者，被称为无组织有信仰，或者无组织有纪律等。它对每个成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在缺少强制力的条件下，就要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高度自觉性以及集体的协商协作精神。总之，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就要象一粒种子，撒到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发芽。

其实，是内容规定着形式，而形式总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比如，同为资产阶级统治，有的实行民主共和制，有的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有的实行一党专制。事实上，有内容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形式，只不过这种存在形式因为不同于传统形式而被人们所忽视。

我们知道，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无产阶级被允许建立合法政党，为自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进行力所能及的鼓与呼，甚至上台执政。在不威胁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种民主形式，争取一些合法利益，实现某些局部的改良。为此，我们有些左派朋友主张，今天首要的任务是联合一部分新型资产阶级一同去首先争取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而后再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实质上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仅仅因为新型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存在一定程度的并可以调和的矛盾，就幻想这部分资产阶级与自己一道争取为通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民主，这种逻辑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一样的荒谬。对于我们的革命同志来说，就不应该犯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我们的实际内容，日常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人们在争取民主，而形式只是一种条件。为了阔步前进，我们要因地制宜地寻找条件、创造条件。有一位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革命提出了一项值得重视的主张：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进行阶级斗争！的确，统治集团暂时还不能甩掉红帽子，脱掉红马甲，我们除予以揭露外，还要让它为此付出代价。人民就可以利用这种条件争取自己的利益，左派团体就应该利用这种条件争取自己的活动空间。其实群众早已经这样做了。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进行频繁的聚会、学习、开展活动以及阶级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便是我们在“特色资本主主义”条件下能够为我所用的“民主”形式。

总之，我们相信，只要遵照马列毛总结的基本组织原则，人们将会在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中，因地制宜，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识别自己的同志，团结自己的同志，发展自己的同志的有效形式。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自己的革命同志在哪里？就在进步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尤其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前沿，起着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的人们中间——这包括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坚定信仰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迄今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干部和各界群众，以及深受私有化之苦并领导工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工人领袖们。

（三）分清敌友，分别对待

我们的同志组织和团结起来，为的是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进而夺取政权以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那么，依靠所占有或控制的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境内外大中型资本家及其反动的帮闲文人。

大致确定了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敌人后，其余的便是数量上仅次于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而争取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关键。对这部分人怎样认识，认识得清楚不清楚，是确定敌我友边界的关键，也是最容易扰乱我们视线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相信能够做出认识。中国资本化进程至今35年，变动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基本上固定下来了，这为我们做出较为可靠的阶级分析提供了前提。但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变动分化在当前却是最为剧烈的，这与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两级分化加剧关系极大。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容易产生分化，在于它的两面性——既是劳动者，也是有少许生产资料或特殊技能作为资本投资获利的一个群体。

通常来说，资本主义处在繁荣时期，小资产阶级就会与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同盟；当资产阶级出现统治危机时，小资产阶级就会分化。其一部分就有可能和无产阶级结盟，做了我们真正的朋友；还有一部分会跑到我们的对立面，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余部分还对统治阶级存有这样那样的幻想，在幻想没有破灭前会跟着资产阶级跑一程。但他们注定是动摇不定的，还将继续分化下去。一些人会成为我们最近的朋友，一部分会跑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

今年9月份，远航一号为红色中国网撰写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能存活多久》时评中对小资产阶级状况有较好的描述，这里主要引用他的分析：

“在一个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往往同时受到帝国主义（通过跨国资本）、本国资本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于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支持本国政府实行比较‘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来提高本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改善本集团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而往往采取民族主义的或‘左翼’的政治立场。”

的确，面对美日帝国主义、本国专制政府和资本家的压迫，这部分小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毛泽东也是被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英雄，一个敢于反抗霸权和统治集团压迫而不是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领袖受到推崇的。在当前形势下，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国进民退）、由普京或查韦斯式的人物统领的政府。

一个国家鼓吹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通常是其最热情的支持者。在中国，他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相混淆，以为“国强民富”在两种制度下都是一致的，而错误恰恰就出现在这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国强”意味着“民富”，反之亦然，二者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寡头统治的，他们对外鼓吹民族主义，往往是在本国出现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政治统治危机，民众开始变得贫困，不满资本现存统治秩序的时候。这时候统治集团祭起“强国梦”的大旗，一方面以此消解劳动人民对生活本身的关注，使人民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顾民族大义，是一种耻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企图以此避免割肉，吐出更多的财富来安抚民众。所以，官僚资本统治集团鼓吹民族主义，一般而言，反映的正是“国”和“民”之间的矛盾对立的加剧。当前中日之间的情景就是这样的。

“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通常是与跨国资本有较为密切联系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则幻想通过向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靠拢，实行全面‘开放’、即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来减少资产阶级政府对本集团的压迫，从而改善本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往往构成亲西方、亲美帝的小资产阶级右翼；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即全面私有化、买办化的前提下，实现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自由民主’。”

小资产阶级右翼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通过与跨国资本的交往或者为跨国资本的服务，他们获得了比较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感，从而消解了他们的民族自卑感。他们厌恶民族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认为它们代表了愚昧、狭隘、封闭和落后，并把这种混合物统称为民粹主义而唾弃。他们厌恶现政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不是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产生的。

“在中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广大廉价劳动力，一度大大提高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综合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因而出现了一批‘强国派’、‘自干五’小资产阶级。他们幻想依靠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线，只要中国能够继续无限制地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就能够实现‘强国梦’，甚至挑战美帝的霸权地位。这些小资产阶级构成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直到不久以前，小资产阶级中间派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最忠实、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因为薄熙来事件，这个基础无可挽回地瓦解了。”

整日为生计和前途奔波的文员、小业主、企业中层人员和一部分农民构成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对毛式社会主义有偏见，对西方民主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心有余悸，“随波逐流”是其主要政治特征。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自己或后代能爬上去，最怕的是落入贫困的无产阶级队伍。面对当前经济政治形势，“七上八下”是他们的内心写照。他们希望政治经济稳定，现政权强而有力，社会公平和谐。因此，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党政干部的腐败充满着抱怨和担忧。他们同情薄熙来，认为薄是清官，是受到了政治迫害。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薄是有能力的人，是干出实事的人，不是靠官场而是靠能力走出来的人。这是符合一般劳动者的思维主张的。

“在薄熙来被审判、被迫害以后，中国的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与‘改革开放’成为同义语）的各阶级、各种政治派别的联盟就初步形成了。这个联盟，首先包括无产阶级中的‘老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现在正在大量地加入这个联盟。小资产阶级右翼中的少数，也开始加入这个联盟（表现为参加‘挺薄’斗争）。这个联盟所反对的，是以大官僚买办资本家为主体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目前，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主体）还在有条件地支持现政权。这个条件，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即坚持新自由主义以及向美帝投降不动摇）并且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时期实行‘政治改革’（即承认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地位）。”

综合以上所述，为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团结我们的同志，联合我们的朋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我们必须活学活用马列毛主义，事实求是地分清敌我友，避免被资产阶级所利用，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引导，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为此，我们目前的方针应该确定为：全心全意依靠和组织工人阶级，联合那些赞成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注①见郑必坚《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回顾和感言》，《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撰稿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