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褒贬与否，农村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继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第二、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立的三大历史杰作之一。对这三大历史杰作，他的战友们分别做出了前后迥异的选择：第一件，他们主动参与;第二件，他们被动跟随;第三件，他们本能抗拒。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凸显出了毛泽东的冠绝群伦、卓尔不凡，凸显出了他历史巨人的眼光和情怀。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事业要出现不可避免的反复和曲折。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臻于成熟，标志着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许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兑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先她出现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企业、以流通为目的社会主义商业以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共同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

　　而此时，毛泽东的目光，已掠过喜悦的人群，关注着那更深邃的远方......

　　一 公社的兴起

　　二 “五风”的出现

　　三 第一次纠“左”

　　四 庐山的干扰(第一次反右)

　　五 灾难的形成

　　六 整风整社(第二次纠“左”)

　　七 调查研究年

　　八 公社的形成(第二次反右)

　　九 缺失文献的记忆

　　十 人民公社祭

　　一 公社的兴起

　　现今，在农村生活过，五十岁以上的人，拉起闲话，时不时会说：俺队怎么怎么，俺几队怎么怎么。言语中间满是怀念和追忆。这里说的队，就是农村人民公社最基层的组织——生产队，在几千年的人类活动史上，仅存在了短短的二十四年。

　　说起人民公社，说起生产队，就要回溯到一九五八年。那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九个年头，农村的基层组织结构由几千年的个体私有，经过互助组(一九五一年兴起，十户左右组成，农具自有，互相帮工)、初级社(一九五三年兴起，约二十——三十户，互相帮工，部分农具入社统一使用)、高级社(一九五六年兴起，约一百——二百户，生产资料统一入社，由社统一分配生产任务)，在全国，成立的时间虽略有出入，但集体公有的性质已大体形成。

　　就是依靠这初级的公有制和初次风行社会的新意识——公心意识，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的上游昌平明十三陵，十三陵水库破土动工，四十万义务劳动的大军日夜奋战在水库工地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亲自到工地参加劳动，到六月三十日，不足半年时间——一百六十天，水库竣工，七月一日举行竣工典礼。初显了公有制和公心意识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毛泽东由此看到了公有制的曙光，预料到她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无穷的活力，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因此，一反过去由他总结的、且运用娴熟、成效显著的选点试验，取得经验，以点带面，全面铺展的工作方法，三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启动了大跃进的按钮。同时，为防过热失控，他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对河南、辽宁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计划、高指标“怀疑是错误的”，要求《人民日报》在宣传时“要留有余地”。几十年后，吴冷西回忆起往事时，对自己顶不住压力(可见压力之大)，没有替主席把好宣传关，助长“五风”盛行，仍感内疚。

　　一九五八年前半年，由于已经初步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劳动力的高度集中，在农村中已开展了小社(高级社)并大社的工作，七月中旬，有的地方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这在大幅度地激发生产力、推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为后面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价，要看他的主流，如果主流是好的，就要予以肯定，反之，就要予以否定。至于非主流，只能做为参考因素予以分析、引鉴。对这件事，应该也是这样。

　　四月二十日，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八月初，毛泽东在河南新乡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后，像对待任何健康的新生事物一样，对于刚萌芽的农村人民公社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由衷地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赞叹，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为农村人民公社的诞生创造了舆论条件。毛泽东曾谦恭而又自豪地说：人民公社我没有发明权，可我有推广权。这年的年底，他初步总结道：“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八月二十九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不是空想。但是，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并第一次提出实行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等文件，九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全国响应，开始积极筹建人民公社。二十九日，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十月底，入社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一。

　　陆定一曾回忆起当时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展望：“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把他对人民公社的厚望表露无疑。

　　至于他的主观愿望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能实现目的，变为现实。那就要像他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吻合了，就说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说明理论符合实际，是正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毛泽东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这需要兢兢业业，需要聪明睿智，需要坚毅沉稳，需要豁达大度。这些，毛泽东都具备，三十一年的历史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在每个时期，他总是能根据自己对客观外界的了解，制定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方针、计划、政策、方案，用于指导党的实践。而在实践过程中又不断地修正着主观的方针、计划、政策、方案，以符合不断变化着的客观现实。如此孜孜以求，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

　　然而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羽翼的庇护下，“反攻大陆”愈演愈烈，连续骚扰东南沿海，而美国又在中东不断滋事。面对强横，毛泽东决定遛一遛美蒋，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局势上，用于部署“炮击金门”，巩固新生的政权，而国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筹建工作就交与了一线的领导。

　　不料，却导致了

　　二 “五风”的出现

　　一直有一个想法，毛泽东的胸怀、智慧、严谨及担当与同僚相去太远，无人能望其项背，这就注定了要一生劳苦——又要指方向、找道路，又要驾长车、训牲口，这样才能一帆风顺、遇难成祥。否则，一个招呼不到，就要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再到长征、到延安，一路走来，无不如此。

　　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是路线确定以后，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宣传造势，全面铺开，并在工作中密切观察，随时纠正缺点和失误。而在本阶段工作将要结束时，目光和主要精力已转移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上，如此循环往复。如今，国际局势使他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同时，也可能有锻炼一线(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后，中央分一线、二线，一线的领导主持日常工作，而毛泽东则想腾出时间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意思，这辆车就交给了他们。

　　这不，现在又出问题了。

　　每个人思想的不同，调查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果、处理的方法也不同。七至十月间，刘少奇在山东省寿张县、河北省徐水县以及河南、江苏视察时,提出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和主张。在山东寿张，称赞浮夸的干部“打倒了科学家”，出笼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在河北徐水听到狗肉汤浇出一百二十万斤山药时，就鼓励群众“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在江苏常熟，听到亩产一万斤的汇报后，指示他们“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同时主张拆散家庭，老幼男女分别军事化管理，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更不可思议的是，主抓宣传的邓小平，十月八日在天津霸县参观号称亩产十一万斤的稻田时，竟让社员群众把他及杨尚昆、刘澜涛、林铁等搀扶上稻堆，留影纪念，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而对此，毛泽东则多次明确给予否定，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湖北王任重等省、地、县、公社领导和农民代表的汇报，当听到了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果断地说：我不相信。人们解释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他回道：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对着《人民日报》上五个小女孩站在稻堆上的照片，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可惜，这种声音压不住前面的声音。

　　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气候下，上行下效，我们当地和全国各省一样，也刮起了“五风”，吃食堂也开始了。

　　八十六岁的老同志张殿刚回忆说，五八年九月，我从DT乡调入HC乡，当时，苹果还没发虚(注：不熟)，乡长给我摘了两个苹果送行。到HC的第二天，HC、QB、城关三乡合并，成立城关人民公社，公社以下按营(大队)、连(队)、排(分队)建制实行军管。“坏就坏在浮夸、瞎指挥”，“一亩地下四、五百斤种子(注：当时收成好的地块不过八斗——三百余斤，正常亩产也就四斗左右)，耩不过来，就用锄搂成沟壕往里撒”。

　　吃食堂、共产风也盛行起来了。城关的周长发说：那年我六、七岁，公社成立后，搞共产主义吃食堂。我们是城关营十连，一连一个伙，开始都是桌上桌下，每桌摆几个盘子，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街上，吃完饭都去炼钢铁，红薯烂在地里没人收。时间不长，就开始喝稀饭了。

　　就这样，一个多月时间，吃完、败(注：挥霍)光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口粮，加上此后的自然灾害，形成了以后人们常常挂在嘴边、随意褒贬的三年困难时期。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初期的刮“五风”，在毛泽东去世后，后死者总是或明或暗地把风源指向毛泽东，明言或暗示后人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什么了“浩劫”、“灾难”。这次查阅这些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始终是在同“左”右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以清晰的思路，把握着中国这艘巨轮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正是“五风”最早的和最坚决的纠正者，正是他遏制了“五风”的蔓延，限制了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保护了人民(社员)的权力和利益，保证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二十余年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余年的历程。

　　改开以后，重新刮起的“五风”甚至“七风”、“八风”，把国家这艘巨轮刮的风雨飘摇，百姓生存日渐艰难，又有谁能够迅速、有力地予以遏制?

　　而就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五风”刚刚刮起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已警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