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我们相谈的目的，是为了少牺牲，少损失，少消耗力量。我们国家底子薄，无非是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是来还是不来，由他自己选择。只要谈得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 话说1949年3月28日夜，柳亚子因为对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些矛盾感到无力解决，又因急于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祭奠而苦于没有专车，颇有牢骚，忍耐不住，便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阅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柳亚子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后来于4月25日，柳亚子由六国饭店迁入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3月29日，何应钦又增加刘斐为代表，还宣布以张治中为这次谈判的首席代表。李宗仁对刘斐说： “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此时，国共双方和谈在即，双方的军事力量也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3月底，在华北战场上，华北野战军第18、19、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已经集中于太原前线。 毛泽东为了统一太原前线的领导，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第18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兼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3个兵团和第4野战军部队及晋中部队。 阎锡山犹做困兽之斗，将他的部队和中央系部队分作5个防区，各委将领，实行防区责任制；又将所有的炮兵组成10个炮兵群，交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阎锡山又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他慷慨激昂地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毒药瓶子说： “我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的阎锡山，借故李宗仁相召商议党国大事，仓惶逃往南京。 此时，在长江两岸，攻守双方也早已经是重兵麋集： 国民党在从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兵力，其中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指挥的“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之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40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另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以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还有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路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对中共渡海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而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部队，除了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外，主要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及地方部队，9个军计35万人；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15个军计65万人；总共是8个兵团，26个军、80个师，100余万人。 3月31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目标是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参战部队2野、3野和4野各一部，于3月末和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具体作战方案是： 由粟裕、张震率第3野战军的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3野战军的第8、第10两个兵团主力及苏北军区部队，共8个军又3个旅35万人，组成东集团军。 由谭震林指挥的第3野战军第7、第9两个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集团军。 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3、4、5兵团及地方部队，共9个军28万人，组成西集团军。 由刘伯承指挥的第4野战军第12兵团的第40军、43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敌，策应第2、3野战军渡江作战，相机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为推动全国和平，发表《北平和平解放通电》，他在通电中叙述了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后说： “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4月1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和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等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共有20多人，一起到达北平。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国共和谈极力进行破坏，就在张治中等离开南京3小时以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李宗仁对凶手不作任何处理。 毛泽东因张治中在来北平前先到溪口去见蒋介石，所以决定只让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机场迎接。 张治中一行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他们走进饭店时，迎面悬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屈武说： “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还有新增加的代表聂荣臻，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说： “文白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说： “周先生，容弟解释，蒋先生虽然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说： “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8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8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4月2日，毛泽东亲笔复信给傅作义，对他深表赞许。毛泽东在亲笔信中写道：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任。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4月2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 李济深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甚是感动，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很大的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师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 “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相处得会更好。” 说话间，客人都陆续到齐了，客厅里坐得满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客人们拉家常，谈时局，他还说： “‘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他们来时，曾带来了8项谈判条件。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和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决定。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8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州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4月2日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周恩来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8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6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谈判的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此时，国共双方为了敦促和谈成功，采取了明暗两条线同时并举的策略。在明处，由双方代表和谈；在暗处，互派特使在高层领导中传递信息，做疏通工作。 4月2日这一天，白崇禧征得李宗仁的同意，秘密派特使刘仲容到了北平。 4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刘仲容，刘仲容把白崇禧的“力劝中共，不要过江”的意见传达给毛泽东，并说白崇禧之所以这样，是受美国人指使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想请你回南京走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先生再做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历史重要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你可以向李、白两先生转告下面这几条： 1、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2、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没有，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4、现在双方就要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两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毛泽东还说： “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他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将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这一天，中共中央也派出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3名特使，携带李济深的亲笔信，前往南京拜访李宗仁、白崇禧、顾祝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