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民主主义危机

《每月评论》的影响力

　　布莱克沃特：我想知道目前您的思想的影响力以及《每月评论》的影响力是否进一步扩大?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让《每月评论》在主流媒体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福斯特：的确，我们都尽力了。我认为，《每月评论》对那些愿意聆听其心声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左翼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对美国主流媒体，即企业媒体，我们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媒体都是保守的，受企业控制。然而，我们确实对左翼内部和一般性的运动，也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而且我认为这种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我肯定不会把它归功于我们的直接影响，如今，有趣的是，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系列事件的感召下正逐步达成一种共识，认为我们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最近几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再次考察了经济停滞，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后，他开始研读明斯基的著作，随后又读了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的作品。最近几个月，他发现了垄断势力和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他坦言道，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节省劳动力的创新会对劳动力产生如此之大的杀伤力。他说他正在挖掘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成为一名激进分子，他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只能用更加现实的方法去探讨经济问题。

　　《每月评论》涉及的话题越来越关注现状，所以我们对金融界消息灵通人士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讨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美国的政治气候仍然有别于英国，在英国，即使某个工党领袖的父亲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不会影响他在国会的政治前途。但是美国的右翼势力很强，他们不断在大众媒体上宣称奥巴马是左派，试图证明他是社会主义者，这种做法当然很荒诞。麦卡锡主义的余毒依然存在，从来没有真正灭亡，而“可敬的左派”本身经常受其影响，他们只能不断约束自己，尽可能呈现出一种自由主义姿态，用文字和行动来淡化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色彩。

　　布莱克沃特：北美大学校园的情况怎么样了?我想知道大学生对您的思想的接受程度以及认同程度如何?

　　福斯特：我本人多次收到各大院校的邀请函，邀请我去演讲，尽管我去的次数有限，但邀请函还是源源不断地送来。我参加了几次，一直想把更多的演讲机会让与他人。目前让《每月评论》闻名于世的三件事就是：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对垄断资本主义、停滞、金融化及整个经济陷阱的认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这一段时间，许多人一直呼吁我们应当关注环境问题，因为现在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失效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年轻的(和或许年老的)激进分子多半比较关注经济，而那些三、四十岁的左派人士则更加关注环境。现在情况有点奇怪，因为前一段时间，经济不是主要问题，环境才是。现在经济反倒成了主要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年轻人而言，他们曾受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终结？

　　布莱克沃特：诚如您刚才所说的，当然没有什么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更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您如何看待事态的发展?这是否是增长时代的终结?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

　　福斯特：由于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将出现经济崩溃。经济崩溃的旧理论仍受到左翼人士的追捧，而且在经济崩溃中左翼势力将壮大。但是资本主义不会走向真正的经济崩溃，我们面对的是停滞问题，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上升，产能过剩。所以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崩溃，由于市场份额没有增加，为了获取资本利润和资本积累，他们必须攫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意味着其他人只能获取少量的市场份额，因此不平等竞争就会增多，经济体制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矛盾更加激烈，却没有走向实际的经济崩溃。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称这种经济形势为“间歇性停滞”(punctuated stagnation)，经济增长放缓，严重的经济衰退阻碍经济的增长，这或许是由于泡沫破裂导致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多么的糟糕，尤其是那些真正遭受损失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开创新天地。

　　当然，生态危机使事态变得更加紧迫。若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至多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或许我们无法控制气候变化，但是我们有能力去阻止全世界达到地球的“引爆点”。我们正在寻找一切可能性，如果温度上升2摄氏度，我们将会面临各种极其危险的气候变化，事态可能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

　　不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环境方面，目前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体制一直表现得极差，越来越缺乏平等，依靠全球劳动力套利，肆无忌惮地剥削“南半球”的劳动者，破坏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正面临着重重的物质危机，再也不能单单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了。

　　布莱克沃特：我只是想弄清楚您的观点，根据纯经济学理论，您没有见过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崩溃，但您真的见识过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有绝对的潜力去实际取代资本主义体制吗?

　　福斯特：当然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在美国，几乎全部产品都是浪费。实际上，对人类有用的产品少之又少，有真正使用价值的产品的使用率极低。我们有潜力去调整经济，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以降低这种浪费，但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去这么做。美国每年投入市场营销的资金，保守说也有1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只是用来说服人们每年去购买他们实际上不需要的东西，结果，我们生产的东西大多都是一堆废物。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利用我们的现有资源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即使这么做会导致经济萎缩。

　　如果我们愿意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就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长期坚持以往的做法，就会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也不会顺利。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不同的社会，我们必须努力去建设这个社会，而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行动规划。

　　布莱克沃特：这不会是一个基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吧?

　　福斯特：没错，它不可能是一个经济迅猛增长的社会。你知道，现在增长这个词已经被扭曲了，人们认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从来就没有用过“增长”这个专业用语。当然，人人都相信增长，这就是它成为一个极好的象征的原因，但是增长的是什么?在当今社会能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东西往往都是消极的，我们应当把实际增加的部分减掉。比如，石油泄漏最终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而非减少，所有的清理费和诉讼费都会使GDP增加，不过，它却没有使环境破坏、社会福利损失或其他损失减少，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在市场上流通，我们就认为这是增长;相反，那些没有在市场上流通的东西(如正在濒临灭绝的海龟)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的损失只不过是“外部效应”，对经济或经济增长没有实际意义。但我们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只意味着该种体制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如何获取最大的生产利润，而不关心我们实际生产了什么以及对地球和全球社会造成的破坏。此外，尽管那些高层人士强调的是抽象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们甚至不可能向人们承诺，他们将采用“涓滴”(trickle down)理论，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从当今的资本积累模式中获取真正的经济效益。在与资本无限积累完全契合的这种体制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破坏环境和我们的生活。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

　　布莱克沃特：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发挥其职能，更加平等地重新分配资本主义的劳动成果，真正使其更有效地发挥职能。所以，面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社会民主主义和诸如工党这样的政党应何去何从?

　　福斯特：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目前真的是进退两难。首先，其思想就是促进增长并对增长进行再分配，但却无法绝对地促进增长。短期内你可以采用凯恩斯式的扩展模式，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这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问题是，目前我们拥有一个高度金融化的、当然也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所以我们实际上拥有一个由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策略无法发挥其作用，因为凯恩斯策略与真正控制资本主义体制的金融界的利益背道而驰。凯恩斯曾主张对资本主义的食利者实施“安乐死”，当今的食利者也要求对凯恩斯主义实施安乐死。除了促进金融化的发展，扩大金融权力精英的权力外，目前还没有金融权力精英可接受的扩大资本主义体制的其他方式。

　　当然，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其军事支出，我们曾推行过军事凯恩斯主义，英国也推行过。实际上，美国军事支出高达1万亿美元，却没有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美国用于军事上的开支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一样多，然而这么做也没能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完全基于根本就不存在的增长，以及根本就不存在的或并非相同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它们更多地是以国家而非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所以现在很难推广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由于与资本主义妥协，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矛盾。资本总是掌握着整体的社会权力。但如今，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目前我们正处在垄断资本存量远不及垄断金融资本存量的阶段，在垄断资本阶段，劳动力与资本可以相互协商，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劳动力被逼入绝境。金融界的实力较强，而工业部门(尤其是劳动力)的实力较弱，生产日益全球化。我认为可以重塑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必须是一种以新方式回归群众与动员民众的运动，它标志着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主张根本相反的激进变革。换句话说，它必须多多少少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也必须成为更加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涉及国际劳工联盟。社会民主主义源自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必须回归被摒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阵营。当然，另一种说法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永存。

　　布莱克沃特：您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朋友，您认为他会给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提出什么建议?

　　福斯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跟拉尔夫真的不是很熟，我只见过他几次，我的资历较浅，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他曾鼓励过我。他在《社会主义纪事》(Socialist Register)担任编辑时，我向该杂志投过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编辑(善意的说法)，他真的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而且善于查找不合逻辑的论点。我撰写过一篇论述自由主义实用性和美国左翼的文章，文章完全基于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以及他有关动机一词和疯狂现实主义的见解。文章的论点是，如果左翼不断采用自由主义言论或动机一词以及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并试图提出其思想观点的话，最终会与现实脱节，无法对人们承担责任。我列举了这种共同使用的多个例子，来论证左翼有关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存在“社会契约”的观点在现实中几乎根本不存在，拉尔夫喜欢我的论点。

　　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翼一直面临着自由主义的实用性这个问题，他们试图淡化自由主义的理念，以符合主流思想，这使左翼再也无法形成战略定位。至于那些批评性建议，则一直存在着长期的争执，并且回归自由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如今，社会民主主义者基本上都站在旧时英国自由党人的立场，他们丢掉了激进的观点，丢掉了与工会及工人的联系等一切对其起源至关重要的东西。总之，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回到他们原来的模式上来。

　　拉尔夫以辩论著称，话题多为国家之事。他曾经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中提出，当今世界由资产阶级或富豪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较差，这意味着将面临一场更加艰巨的社会斗争。其他人如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主要与拉尔夫进行辩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的相对自主性，你们可以进行欧洲社会主义或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成功执掌政权的话，国家就可以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进行有效的改革。结合这场辩论，我认为埃德·米利班德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普兰查斯，而不是他的父亲，或者说那一直就是他的态度。事实上，工党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招募新成员，鼓动他们参与新的社会福利计划，这恰好正是埃德·米利班德的父亲过去一直推崇的。换句话说，英国的相对自主性支持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加强社会变革，这就需要在议会外而非议会内进行一场巨大的社会/阶级斗争，开展一项全新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一直就是一道难题，而拉尔夫称之为“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顺便说一句，美国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了拉尔夫的同名著作。)

　　布莱克沃特：您可以谈一谈前一段时间围绕左翼进行的一场辩论吗?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重温并解读那场辩论，尝试重新挖掘潜力以便重建您所描绘的社会民主主义吗。

　　福斯特：英国左翼围绕议会民主制和国家而进行的辩论曾经意义非常深远，然而这一切都被人们遗忘了。我建议最好读一读拉尔夫·米利班德等工具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这些理论家们认为目前国家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我们需要这种深入的了解，才能开发一种复杂的国家—社会战略，以解决资本的社会权力问题。我认为，提交给英国工党的最有力的战略型变革就是1942年米哈尔·卡莱斯基撰写的《民主规划的要素》(“The Essentials for Democratic Planning”)，该文是为《工党讨论手记》(Labour Discussion Notes)撰写的。为此，我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即将在《每月评论》上发表。虽然时过境迁，但卡莱斯基对政治经济战略的理解仍然非常重要。

　　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工党，重振他们的士气，为他们提供一套来自基层的社会福利计划，获取他们的支持?让我们来看一看委内瑞拉的做法，显然那里的情形确实与众不同，通过实施全民的社会福利计划争取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让他们感觉自己也能为社会变革做些贡献。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可能为左翼的政治变革尽一份力量。

　　布莱克沃特：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延续了我对社会民主主义及其过往的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和《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两本著作间的对比。赖克(Robert Reich)认为二战之后“并非黄金时代”，并且提出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使那些免受竞争影响的大公司可以同那些为劳工争取更多财富的工会进行交涉。我想知道您对此观点有何看法，以及您的看法与当今社会有何关联?

　　福斯特：罗伯特·赖克很聪明，并且非常关注工党的情况。但在我看来，他的见解整体上是错误的。他的论点基于自由派中常见的一种观念，即我们可以回到“黄金时代”，这种观点基于某种社团主义，或者是基于他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即大型企业和大规模劳动力的联合。这种观点认为，在黄金时代，福特主义被广泛推行，并有了社会合同，等等。我认为这根本上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错误解读，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是特殊历史的产物，即摆脱了战争，推行麦卡锡主义、冷战，等等。我们必须重温这段历史，我认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这一时期视为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完全是一种误读。在冷战、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与前苏联的斗争以及激进工会的破坏等背景下，垄断资本与大规模劳动力之间进行了极其有限的和解，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直接导致了美国劳工决定性的失败。只有11%的工人加入了组织，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在国企工作，14.4%劳动力想找工作却找不到一份全职工作，美国劳工势力已经衰落，在这些背景下，是无法实现新民主资本主义或社团主义的。毫无疑问，赖克的说法是正确的，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就美国工人自身而言)。然而，某种超级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并非问题所在，同样民主资本主义也不是。相反，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这不是一个肆意竞争的世界，而是一个在高度金融化、全球化体制下处于全球垄断控制的世界。

　　美国前200名公司的收入占美国经济总利润的30%以上，而美国有数百万家企业，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但劳工已经名存实亡了，恢复劳工运动必定是伟大的，但是复兴之路必然导致与公司资本的抗衡，社团主义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对策。社会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良策，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捷径，需要的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过去所说的“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

　　(韩红军：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