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有一个批判的和辩证的历史视野。在这里，需要区分学术的讨论，以及它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的运用——为什么被运用，其背后的历史、政治与社会逻辑究竟为何？这两者往往既纠缠，也区别。这正是为什么“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阴魂直至今天并没有消散，安德森的讣告从历史现实的角度来说，显然下得太早了。

我们可以通过秦先生理论的另一个可能来源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意大利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关于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论述，说“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从其著作中看到他的直接引证，虽然其论调几乎如出一辙。鉴于该书中译本在八十年代初特殊的影响力，秦先生应该不仅看过，而且极为重视。该书意大利文1972年出版，1977年英译本出版，1978年吴大琨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新书展中看到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其“爆炸性”论点的意义，“我把本书内容向一位我最敬佩的学术界前辈作了汇报。他立即判断出了本书的重要性，要我尽快组织力量翻译”[1][58]。该书以“内部发行”的方式迅速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谓观点的爆炸性，正在于“中国与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遗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2][59],吴先生这样的结论正来自该书。以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做辩护的方式，该书其实是沿着马克思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从西方左派（托派）的立场批判苏联和中国的官僚主义国家是伪社会主义，该书的最大特色正在于把“亚细亚专制主义”从一个边界含混的概念收缩为专门针对俄国/苏联和中国，不过俄国/苏联也仅仅是“半亚细亚式”，而中国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的例子”（十七章标题）。

在他的解读下，列宁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与普列汉诺夫的辩论，是“玩弄文字游戏”，是“诡辩术”，[3][60] 而“象列宁那样继续大肆宣扬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之间的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4][61] 从这里，我们是否看到了秦先生不惜笔墨把列宁的国有化主张批判为实用主义的投机，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表现，——这些观点的源头？至于中国，“历史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的殷商朝代，亚细亚专制主义就在形成之中”，殷墟表明，村社之上已经存在着一个“更高权力”，“它接受定期的贡赋，具有典型的‘亚细亚’特点”[5][62]。周朝使这一制度获得充分发展，而秦朝则是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过程，[6][63]——不奇怪，秦先生也正是把走出“秦制”看成是中国实现普世价值的希望。中国作为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结构，“其基础是孤立的、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村社，在其顶峰是一种专制权力，它一方面剥削村社，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发挥水利管理的重要职能”[7][64]，正因为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王权来管理灌溉系统，这就把一切历史上的“革命”都变成了“单纯的改朝换代”，“在亚细亚环境中，‘革命’只是徒有其名，或从这个词的确切词源来说，它当然既包含更新又包括复旧的含义。但它们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8][65]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过是“亚细亚制度定期更新的古老局面”，“中国新建的宏伟水利工程克服了干旱和洪水，这要归功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大的中央集权发起建立农村公社，那就是新型的古老村社”[9][66]，——所有这些言论，我们都在秦晖先生的理论里听到了强烈的回响，如果不是重复的话。

该书最后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要想获得实现的话，只有从“先进的工业国”突破，而不是来自亚细亚的专制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既然中国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那么最终要靠的是西方的左派来拯救社会主义，是“要求我们采取行动”。[10][67]

吴先生借助该书，也就是说，其实是借助西方的托派左翼观点，重新复活了“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话语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联系，并成为从毛时代转变到邓时代官方改革话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先声。[11][68] 他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概括，其实正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Feudalism完全不是一回事，亚细亚专制主义就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这就既为把中国的“封建主义”等同于“亚细亚专制主义”——以秦晖先生的理论为代表，也为彻底否定中国的“封建”性质——以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为代表，这两种从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理论路径开辟了道路，它们其实分享着同样的前提，并且殊途同归。秦先生在冯著出版之后的回应是，问题不在于“封建”一词是否误用，而在于传统社会与文化究竟是否是“专制”的。只要承认是专制，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12][69]

正是因为上述历史脉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英译本编者前言”对该书的批评在吴先生及其之后秦、冯二位的论述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认同。其批评是以“警告”的方式提出的，今天读来别有意味：

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这一特殊思潮（指欧洲中心主义——译者注）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最为显著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托洛斯基分子中间，他们托庇于衰落中的帝国主义，顽固不化地声称：甚至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必须等待早就预告的富国中（白种）产业工人的起义。梅洛蒂教授毕竟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当西方世世代代地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们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显然，当历史的钟摆无情地摆离西方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到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哪些特点使得亚洲社会特别为新形式的社会所接受？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正在把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地扔进历史垃圾堆。[1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