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这里，我更愿意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脉络中的运用来读解，即一方面，需要批判其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也正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提供了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压迫最深重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列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判断正是建立在革命的视野上。换言之，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明确期待，与他对作为特殊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同之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从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独断性，也翻转了这个概念的反动性，当否定的“亚细亚”概念和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落后就体现为历史的进步，用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话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历史正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史。换言之，正是革命取得了现代历史进步的定义权，也唯有革命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因此，需要把握的正是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历史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述秦先生关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渊源，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并非原产，而是残羹。除了直接搬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亚洲专制主义的余唾，它的另一个来源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西方派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利汉诺夫，1906年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革命》中认为俄国不是封建国家，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认为会使得俄国的“亚细亚制度”复活，导致国家对农民的新奴役。所以他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众所周知，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与上述政党和主张在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罗斯反动的“亚细亚”性，正是革命必然爆发的历史理由。普利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没能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但他的全集在苏联是获得出版的。引用普列汉诺夫来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不是秦先生的发明，而是从前苏联时期到后苏联时期，历次理论论争中都被反复援用的通用货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上，中苏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互为镜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代表性的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是苏联解体之后。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激烈展开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赞同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据这一判断制定政策。并非偶然，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爆发的时期，所以这场辩论就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激战，也是世界历史发生激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治概念的“亚细亚”模式成为中国革命的催化剂。1927年国共决裂，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支持瞿秋白发动武装起义，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罗明纳兹认为，现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是封建制度，这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不再代表“统一的政治力量”，只是“作为个别的集团……在个别军阀的指挥下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相反，罗明纳兹认为正是中国的“亚细亚”性质，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提供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而斯大林则在代表大会上亲自讲话，与罗明纳兹论战，指责他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1][73]

共产国际并没有用列宁在俄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来对待中国革命。他们拒绝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太冒险主义，国民党很强大；二是当时的苏联，斯大林正在与“左”的倾向斗争，并想在一切领域消灭左倾异端。因此，斯大林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帕·米夫就驳斥了罗明纳兹的观点，否定作为历史发展的单独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罗明纳兹同志企图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度对立起来（罗明纳兹：马克思把这个对立起来了！）。马克思没有把封建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立起来……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封建制度的变种之一，补充声明说，实质上在这里与普通的封建制度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次要的、毋宁说是外表的，部分是历史的和法律的制度的差别。”[2][74] 因此，既然中国存在普通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比任何地方软弱。

在《俄国熊看中国龙》的作者卢金看来，其实，如果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逻辑上要简单得多。但是斯大林集团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论证会对苏联产生直接的影射。如果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右派会说，“俄国革命发生得太早，俄国需要非国有化并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而左派“则建议通过不断革命向官僚化的党-国家结构发动进攻”。而他们会达成一致，“共同对亚细亚专制制度的这一新变种感到失望”。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在关于未来战略问题的党内斗争的高潮时期，当斯大林的独裁作风开始引起广泛失望的时候，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变得流行起来，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斯大林懂得，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对他的政权来说是潜在的危险，因而他组织力量摧毁这个概念，在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后就加以禁止，这一概念的拥护者或者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遭到了镇压。比如罗明纳兹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撰写一篇批评斯大林经济政策和独裁统治的秘密宣言。为此，他被开除出党，并于1935年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