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由此可见，论辩是由中国和苏联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与苏联之间，正是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辩呈现出互为镜像的复杂关系。这在后面两个阶段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主要解决的问题正与此议题密切关联，即中国到底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之后的中国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论战席卷了当时中国的各个政党和学界。也正是从这一论战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对中国历史和社会进行现代阐释的丰富学说和思想，并且以此为关照，广泛挖掘了和整理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也由此诞生。但是，即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绝不是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复制，——这一点，即便是秦先生也是承认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被秦先生当成批判靶子贴上的标签是“自由封建主义”，正是因为他们强调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导致的是租佃剥削而不是雇佣剥削，他们和国民党史学立场所强调的中国自秦以来的商业资本主义，享有共同的前提，——而这些论述其实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否定。

正是基于这一点，力图让中国和俄国重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秦晖先生要祭起批判的大旗，这就是秦晖先生全部理论的底牌。《田园诗与狂想曲》的第六章《“自由封建主义”质疑》中，其第一节“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与“自由封建主义”说道：

我们在比较中西封建社会差异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比西方有更多的“私有”性质与“商业”性质，而不是有更多的亚细亚性质、共同体性质与统治-服从关系性质。因此从这样的社会中既得利益者的观点出发便会得出“商业资本主义”的结论，以反对民主革命；而从该社会受压迫者利益出发的观点又会倾向于“自由资本主义”论，把革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剥夺“贪婪的私有者”的自由，废除土地“自由买卖”与自由租佃等等。[1][76]

但是，这些在秦先生看来都是假象，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伪商品经济”。这就是为什么秦先生的全部论述都是不遗余力地论证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是依附性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的复合，具有更多的“亚细亚”性质（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封建主义只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另一个名词。他最后的结论正是：“我国封建地产无论前期与后期，无论哪一种模式，虽各有特点，但基本属性与世界其他封建地产一样，都是宗法共同体中等级权力的物化”。[2][77] 如此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一点与苏联的右翼“普世派”并无二致。这样的“普世派”的观点是需要与早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国际视野参照起来看的。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把中国作为亚洲传播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中国的地位必须强大，“虽然从普通的地缘政治考虑出发，这种加强应该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斯大林还是坚决主张中国领土的统一，只是保留了1945年由蒋介石政府承认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权利。1949年之后，为了不触怒中国，还拒绝了蒙古要求加入苏联的要求。

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苏联领导机关都坚定地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巩固自己在尽可能大的领土上的权力。米高扬在他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会晤的电报中报告说：“我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劝中国共产党不要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使各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中国的领土，在民族问题上过分摇来摆去。应该给少数民族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3][78]

甚至对于传统的俄国势力范围的新疆以及西藏，斯大林也坚定地劝说毛泽东要严格控制，不要容许有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影响。苏联也支持解放台湾，只是担心美国干涉，不愿直接参战。斯大林还坚持把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交给中国，并拒绝“在满洲的一切财产权和特权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赋予苏联的很重要的战略阵地”。这些在卢金看来：“只有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他把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看做是阶级上亲近的制度的看法，才能够解释他的全面援助的政策，以及他把在此之前几年中从‘阶级异己’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得的相当数量的权利和特权交给中国的做法”。在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旅顺保留军队已经没有意义，苏联把土地和军事基地还给中国并不是损失，因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之后各国的政府都将消失。[4][79]

如果把斯大林的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视野，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之后，苏联的“改革派”对中国的批判，以及苏联解体后尘嚣甚上的“中国威胁论”比较一下的话，问题也许就更清楚了，——这些都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

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期间，苏联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对中国的批判集中在毛泽东的形象上，毛泽东被称为“个人的专制”，其实是为了用中国的例子和斯大林算账，是为了批判斯大林及其遗产，正是通过这个方式，“自由派”极力设法使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向与西方“和平相处”，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批评赫鲁晓夫：“居然签订了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与美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条约。禁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中国对此不加理睬并添置了武器。法国不加理睬。而我们却成了赤手空拳，而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主要论据”[5][80]。

在此基础上，不难想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以新的方式复活：“如果说对毛主义的批判提供了表达关于苏联制度的各个政治方面的意见的可能性，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则使人民能够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更加新颖的西方概念极权主义的混合物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无所不包的苏联社会概念”[6][81]—— 借助批判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来影射苏联成为自由派和改革派的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形象成为：无所不包的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与城乡小生产者直接对抗，同时又履行重要的整合作用，把经济上原子化的社会连接在一起，阻止其离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公法领域，私人所有者没有财产和人身保障。结果是经济停滞，注定在政治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大国。这样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国，说的是中国，其实意指苏联。而国外的苏联自由派社会学家则直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运用于苏联，官僚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是封建的反动势力，是国家垄断的封建主义制度。这一反动势力的实质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方法，国有化的方法在这里被运用来强化被反封建革命动摇了的封建结构。古代的政治官吏阶级作为新的阶级——‘在编干部’复活了；这个阶级建立了自己的专政，神权的亚洲专制国家成了这种专制的无意识的原型。比如在现代，用假进步的‘社会主义’口号伪装起来的古老的反动派延续下来了：这是封建主义与古代的国家专制制度的合成物。”[7][82]熟悉秦先生观点的读者对这些论点都不会陌生，何其相似乃尔！秦先生对中国的描述基本上与在这个脉络下展开的中国形象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