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秦晖先生的理论堪为标本，——它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共享着基本的预设。秦晖先生“大共同体理论”就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翻版：“在中国，近代化其实是要走出‘秦制’，也就是摆脱‘大共同体’的束缚，变专制帝国为公民国家”[1][91]，这样的叙事不过再次证明其剪辑错了的故事。中国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脱亚入欧”？它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条件和前提？

其实，否定十月革命其实并不是秦晖等先生们的伟大发明，不过是苏联1991年解体前后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导观点而已，因为只有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才能为其“脱亚入欧”的理想开辟道路。其主要论调为：

1917年革命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狂热分子完成的政变，这些人利用了旧政权在二月遭到毁坏而新政权尚未巩固的机会完成了政变。政权在小路上不断颠簸，因此十月政权毫不费力的成了民众的选择。革命破坏了历史的自然进程，变成了血腥的专政和恐怖，将俄罗斯引入了破坏性试验。苏维埃政权的70年是黑色的萧条岁月。俄罗斯只是在1991年后才开始好转。[2][92]

但是对上述论调的批判同样属于今天的俄罗斯。2007年俄罗斯十七位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声明中说：

“十月政变”的批判者们不知为什么忘记了俄国沙皇君主制度和取代它的临时政府陷入的极为深刻的危机。当时提出的迷惑人的口号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当局不想看到人民的真正需要。批判者们还忘记了君主制度在革命前夕的自我瓦解。沙皇宫廷内部无休无止的倾轧和冲突，前线的军事失利，以及作为君主和俄国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的直接放弃权力，都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取代君主制度的临时政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它不能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停止战争，给农民以土地。[3][93]

历史学家A．B舒宾教授在《1917年的选择：列宁的对手是怎样丧失人民的支持的》一文中分析了1917年各种势力的较量，特别指出当时的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按照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进行的最微小的土地改革尝试都会在临时政府中遇到极大的阻力，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立即开始土地改革、国家调节及同时扩大工作人员对生产管理的参与的立场上达成妥协，避免内战就是可能的，——但是这却无法实现。

布尔什维克是个小的社会政治派别，但是受人欢迎的苏维埃政权思想帮助他们获得了尚未受到党中央控制的广大基层激进运动的支持。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就获得了一开始他们没得到的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比右翼社会主义者更好地完成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建立依靠基层民主组织的政权并开始改革。社会主义者没能参与这一进程，这就注定了1918年社会的分裂和国内战争。[4][94]

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得到了基层社会运动的支持，这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之后“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失败恰成对比。

辛子陵先生今年在《形势和前途 ——二月十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政变。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尔什维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武装‘夺权’，向立宪会议夺权，是一场武装政变”，除了通篇抄袭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其与秦先生六篇檄文的步调与语调的一致也是让人叹服的：

根据我们的考察，1917年俄国是发生了大革命。3月（俄历2月）革命发生时，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11月（俄历10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还把推迟多党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作为此前临时政府的罪状。因此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而真正“震撼世界”并引爆了残酷内战的就是这场“一月剧变”，并不是此前的十月夺权。[5][95]

其实秦、辛等诸位先生们完全不用打着“我们的考察”这样“独立”研究的招牌。他们在列宁和十月革命问题上的观念都所来有自，他们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来源交代清楚，才算诚实。

（1988年）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浪潮，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6][96]

1989-1990年间，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样一种观点在苏联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上占据了垄断地位。但是，“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按掉入了自由主义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有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7][97]而这样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最终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是，“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得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8][98]与此同时，俄罗斯新贵的收入则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财富得以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销售来的好处，他们形成了控制自然资源、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媒体的寡头集团。其政治走向不仅没有朝向民主的方向，而且日益变成特权精英阶层控制的专制国家。在农业问题上，进入新世纪的俄罗斯资本投入到农业的规模，过去的十年减少到1/20，播种面积减少到约1700万公顷，农产品减少63%，每年粮食总数的30%需要进口。按照索尔仁尼琴的尖锐批评，改革成为对俄罗斯的大洗劫。[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