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论民主的条件与“古代福利国家”

秦晖先生对雅典道路的经典叙述如下：

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括经济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1][1]

雅典问题而不是“道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关心的。秦先生应该很熟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国家起源的论述，在国家诞生的四个阶段中，把雅典与罗马作为典型案例来讨论，正是恩格斯此文的重点。

不同的是，恩格斯的重点并不是所谓“平民运动”，而是阶级斗争，即雅典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导致了平民私有财产权的出现。一方面，雅典全盛时期，由于大量依赖奴隶的劳动，使得自由民的数量大大低于奴隶的数量，只有自由民才有资格充当士兵和保护者，这使得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数量比例严重失调。另一方面，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使得自由民贫富分化加剧，大量平民（多为农民）陷入债务危机，被贩卖为奴。正是因为公元前六世纪阿提卡（Attica）地区爆发了激烈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梭伦被授予改革的最高权力。梭伦通过废除债权人的财产来保护债务人，使得因债务被出卖和出逃到海外去的公民能够返回故乡。犹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牺牲封建所有权而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权才可以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只有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2][2] 只是，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并没有进入秦先生的叙述，即雅典建立在平民私有权上的民主，必须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秦先生眼中的民粹主义，通过对既定财产所有权的政治革命来完成的。梭伦改革并不是维护大地主所有者和贵族，而是通过维护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巩固公民的数量，既是防止社会崩解，也是出于军事目的，破产和陷入债务奴隶的公民都因为无法打仗而削弱了军事力量。所以，“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了，如今主要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3][3]

更重要的讨论涉及的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叙述本身的问题。恩格斯认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但是，这一判断本身与他文章中的材料之间存在矛盾，雅典国家的形成并非只是从氏族内部直接的、非暴力的发展出来。除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梭伦改革的直接动力是城邦对外的军事需求，禁止把平民变为奴隶，限制贵族的土地扩张，是因为只有公民权的平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够成为自备武器的军人。梭伦改革后把全体公民按照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选举权，四个等级构成公民大会作为城市的常设机构。与此同时，这四个等级也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前两个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甲步兵，第四等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海军，——这正是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述的内容。而能够自备武器的步兵公民是希腊“民主制”的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军民一体。当战争从骑兵转为以重甲步兵和轻装步兵为主力，而海军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之后，平民士兵就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这反过来促进了城邦内部的民主变革。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经说明，即寡头统治依靠的是骑兵，次一级的寡头依靠的是重甲步兵，轻甲步兵和海军则适合平民体制。[4][4] 雅典的军事需求迫使国家必须保护中小农民的土地权益，所谓“平民私有权”的根源在于希腊古典城邦的军事性质。而这种“平民私有权”一旦形成，“社会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5][5]

但是，恩格斯从摩尔根那里接受的影响，即认为国家是从氏族社会直接经过经济发展而来的观点，早已经受到了批评。[6][6]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都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7][7]，“越是对传说和历史进行探究，越是使人相信，雅典国家的建立也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8][8]，库诺据此批评恩格斯：“种种迹象表明，雅典的四个部落在提修斯统一之前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统一之后这种对立还延续了很长的时间。”[9][9] 而罗马平民“来自被征服的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他们被古老的三大部落视为下等阶级，他们构成了与贵族相对立的阶级。在这里阶级的分化并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而是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10][10] 简单地把雅典或者罗马看成是从“氏族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内部演进，恰恰丧失了对西方古典国家与社会形成动因的重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