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梭伦改革拯救自由民和废除债务奴隶的直接后果却是对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因为社会分化的势力在社会内部被阻止，依赖进口奴隶就是必然的选择。从雅典到罗马，造就两大帝国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正是奴隶制度，只不过展开的方式不一样。

希腊城邦最早确立了作为系统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的统治地位，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度之间互为条件。正是因为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的大量剩余产品，才使得城邦政治生活中排外的自由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同时，“奴隶制度又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 [1][11]，是奴隶制度的“市场化”形式把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制度，即把劳动与绝对失去自由捆绑在一起，后果则是技术发明和经济的停滞。当我们考察西方市场经济和国家起源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一点的。

秦先生赞美“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家’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2][12]——秦先生没有提及的是阿提卡的劳里昂银矿，正是依靠了大约三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劳里昂银矿的最大贡献是使得雅典能够创立起一支强大的拥有200艘战船的海军舰队，它是雅典从城邦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关键。在著名的关于劳里昂银矿用途的争论中，主张把财富平分给公民的“分家”派阿里斯提德则被“民主”制度放逐出城邦，是主张军事强国的地米斯托克利获得大胜，——正是依赖提洛同盟中其他城邦国源源不断的供赋，才能够保证雅典严格排外的公民权内部的民主制度得以持续和发展。而劳里昂的银矿也使得雅典的货币成为帝国时代的通用货币，保证了海外贸易的商业霸权，即一个依靠强大海军保护的海上商业帝国。

雅典最繁盛的伯利克里时代，就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凭借提洛同盟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秦先生赞扬的发放“观剧津贴”的“福利国家”时代。但正是伯利克里本人提出了一项著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合法公民必须出身于一个公民父亲和公民母亲的家庭：

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引见给他的胞族（phratry）的雅典人，必须发誓他的妻子也是雅典人，如果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出身不纯的，就是一个nothos（私生子）。六年之后，这个限制的效用变得明显起来，因为他们曾经要求在一次谷物分配中享有他们的份额，结果，成千出生在阿提卡的人被卖为奴隶。在内乱（civil troubles）后人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让排外性法律重新生效。一旦在公民注册簿上所做的不合法登记受到怀疑，一个法令就命令所有注册全面修订。……民主制带着一种猜疑的小心保卫着它贵重的登记簿。[3][13]

这里提到的谷物分配是公元前444年，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赠送给雅典大批谷物，为了分配这批谷物，伯利克里的这条法案被运用来剔除非公民的公民权，其结果演变成为一场大迫害，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有5千人被剥夺公民权并被卖为奴隶。其他的谷物分配事件也曾导致类似的事件。[4][14] 而雅典的福利制度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城邦的阶级分化，即具有公民权的公民失去土地，经济破产，负债累累，无法自备武器成为军人，因此他们都期待变革和掌权，以使得土地可以重分，债务消除，或者获得公共财政的资助。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城邦中最危险的人群，因此各个政党竭力用各种手段以“克制”他们，这就包括谷物发放、免费参加祭典、戏剧演出与竞技格斗，以及公共财政的津贴。[5][15]

而一旦雅典帝国主义时代被马其顿所取代，雅典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就无法生存了：

雅典当时依然好似“全世界的女王”，但她的主权的特性发生了改变。政治影响力已不复存在。法雷隆的克里斯托多罗承担起了教育人们顺从于雅典的转变，并使自己成为雅典在其最弱小时期的组织者；他废除了民主财政系统中的公益捐（liturgies）和公共津贴（misthoi），裁剪了雅典的舰队，成为一个巨大的破产事件的托管人。[6][16]

雅典民主制度的前提正是建立在海上军事霸权基础上的世界市场，而它的基础则是以同样的世界市场形式出现的奴隶制度。没有这个前提，其民主福利制度也就破产了。为此，布罗代尔曾把雅典的民主制度归结为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来人（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的特权”，“雅典还依仗其势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爱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的盟国。如它把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沦为自己的从属国，另一部分则曾为自己的进贡国。”公元前431年左右，在31.5万名雅典居民中，只有17·2万人——除去家庭成员，实际上只有4万人有资格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7][17]

其实，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其民主制度最直接的推动力正来于海外战争，平民力量在军事战争中不断吃重，倒逼其所在城邦和国家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

战争的一个结果，几乎没有例外地是，每次城邦必须让下层阶级进入军队。雅典及滨海各城，因海战的需要，不得不赋予穷人以宪法禁止的重要地位。这些人升为摇撸人、水手或军士，由于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突然发觉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和胆量。这就开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8][18]

没有底层平民的推动和斗争，就没有民主，民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就与每位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都与个人的安全与财产相关，——而这些与城邦的集体利益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荣誉与共，利益均沾，所有公民的利益都来自海外的掠夺和贸易。靠做工维持生计的人不能做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城邦的公共事务。在库郎热看来，雅典的民主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相反，这是近代对古人的特别误解。民主政治的需求是一切属于国家，“战时准备牺牲生命，平时又要牺牲时间。他们不能置公事于不顾，去理自己的私务。正确的做法应是，牺牲私利以便致力于城邦公益。这些人把他们的一生都扑在管理事务上。民主制度的存在，有赖于公民不懈的努力。一旦松懈，则民主制度就会陷入危险或被削灭。”[9][19] 雅典的政治制度屡经改革，但无论是贵族政权还是民主政权，都没有给民众个人自由。被称为自由的只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受制于国家的支配并没有改变。[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