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后果是，一旦城邦利益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离弃和反叛城邦也就不难想象了，——城邦制度的瓦解也就不远了，只要外在的力量足够强大。库郎热提醒我们的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变革与革命正是与罗马的武装扩张同步进行的。[1][21]

秦先生在这篇《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的文章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家”的典范，罗列了一系列“从面包到马戏”，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以此作为反面对比的则是“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这正是秦先生一贯习性。但是秦先生不提的是占人口十分之一的“自由公民权”依靠的是建立在大规模奴隶制度上的严格排外的狭隘民主，“古代福利制度”靠的是在此基础上的穷兵黩武。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建立过西方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的奴隶制度以及军事制度。与秦先生谈论“美国式道路”的方法论如出一辙，民主的美好蓝图恰恰是以抹杀了所谓“雅典道路”中民主的前提为条件的。

这样的西方古典民主必然是与海外征服联系在一起。在安德森看来，雅典、马其顿与罗马所代表的不同的帝国模式，反映了不同的海外征服的政治与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每一种模式都被后一种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公共的城市文明的基础”。[2][22] 雅典帝国主义依靠同盟国金融贡赋系统来垄断海军军事力量，而它的崩溃也在于它的公民权无法扩大到海外的非雅典人，造成对内的“民主”与对外的“独裁”，并且其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无法产生出作为国家的官僚体系来统治帝国。因此其作为单一主权形式的帝国并未完成，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雅典的帝国主义只是一种霸权，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统治权，是一群城邦主权国家在法律条约下的联合，是被雅典否认了退盟之权的强制性帝国主义霸权。[3][23]

马其顿帝国开启希腊化时期,其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它从希腊和其他被征服的居民中选出新公民，大力推行城市化，在古代世界形成了规模远大于希腊殖民时代的密集城市群落，对每个城市的统治都产生了持久的希腊化影响，“希腊化国家是混合体，然而却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模式”。[4][24] 但是，由于马其顿帝国混合了中东的社会结构，因此，农村奴隶制并不重要，人口大多是自由农民，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保存。希腊城市模式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模式的混合，——这给了秦先生排除马其顿道路的理由，这一点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是把马其顿道路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并且后者据说具有“更典型的意义”。[5][25]由此，可知秦先生之用心。

然而，所谓“马其顿道路”并不是对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的对立，而是相反，马其顿模式作为“希腊化时期”承前启后了罗马世界。希腊化时期以希腊为模式建立的城邦，是可以互相授予公民权的，并因此建立了“公民权联盟”（sympoliteia）和“村镇联合主义”（synoecism）。[6][26] 正是马其顿最伟大的君主亚历山大打破了希腊和“野蛮”世界的区隔，也推翻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界限。“从那天开始，政治视野被拓宽了。没有在受到限制的城邦内窒息而死，相反希腊民族看见了无限的空间展现在眼前，它自由地通向伟大的城邦。”[7][27]

在沃格林看来，亚历山大在向诸神祷告时，祈求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和谐一致”(homononia)的观念是一场“伟大的发展”。他希望摆脱希腊人对于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区别，Homononia最初在希腊是指放弃党争，后来在演变为反对“野蛮人”的战争。而所谓“野蛮人”（barbaros），最早指的是不说希腊语，而只是发出“巴巴”（bar bar）噪杂之音的非希腊人，——希腊人对非希腊语发言（特别是东方语言）的拟音，凡是不说希腊语的都属于“barbarous”，无论是属于野蛮的色雷斯还是奢华的埃及。但是，“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8][28]在这个观念中，“野蛮人”的确包含了对非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鄙视，这既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古老来源，其实也是雅典以其城邦政治体制无法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亚里斯多德为什么在《政治学》中论述城邦的人口不能大，否则就不能维持良好的法制，无法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他把希腊人和“野蛮人”做了这样的比较：

在寒冷地带居住的人群和欧洲各族的居民都生命力旺盛，但是在思想和技术方面则较为缺乏，所以他们大都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没有什么政体组织，也缺乏统治邻人的能力。亚细亚的居民较为聪颖而且精于技巧，但在灵魂方面则惰性过重，故大多受人统治和奴役。至于希腊各族，正如位于这些地方的中间地带一样，兼具了两者的特性。因为希腊人既生命力旺盛又富于思想，所以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并且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9][29]

在这个意义上，对“野蛮人”的战争，以及买卖野蛮人作为奴隶已经获得正当的解释。“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根源也正因此植根在西方最早的城邦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源头。

因此，对于马其顿帝国来说，来源于埃及的托勒密制度，——此乃秦先生深恶痛绝的原因，君主的神化成为遍及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而根据这则古希腊文献：“亚历山大相信，他从神性中获得使命要广泛地使人们和谐，他就是这个世界的调停者，他把各种人的生活和各种习俗糅合在一起，把好的作为他的亲人，把坏的作为外人；因为他认为，好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坏人就是真正的野蛮人”[10][30]，亚历山大是要用君主的神圣性来统合世界，同时把古希腊城邦制度中排斥性的“野蛮人”：从公民权的歧视性的政治含义，转变成超越城邦公民权的普适的道德与文化含义，这样的“夷夏之辩”在沃格林看来，别有意味：

亚历山大的观念也许只是想把马其顿和波斯的贵族融合成一体。但是，这是一场伟大发展的开始。和谐一致（homonomia）成为希腊化世界以及后来的罗马世界（concordia[和睦一致]）的基本社群概念，而且通过保罗的书信，这个观念成为民主的建构性因素。无论基督教的社群观念已经发展成什么样，无论思想一致的这类概念多么有影响力（可以提提后来的一个例子：杜威[Jone Dewey]的社会理论），我们都要面对亚历山大在俄庇斯的祷文所带来的影响。[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