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即亚历山大用homonomia去取消barbaros的“夷夏之分”，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它拓展了民主的基础和城邦的限制，把民主与“社群观念”开始结合在一起。正因此，沃格林把社群民主的概念追溯到亚历山大，即秦先生眼中专制主义的马其顿帝国。这正是秦先生把雅典与马其顿作为的二元对立的“道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的民主改革，都是从“土改”开始，其成功与失败也系于此。梭伦改革包括了废除土地上的界标，使附属于贵族的被保护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自豪地说：“大地母亲可以为我作证，我用灵巧的手除去了界石，受奴役的土地现在终于自由了。”[1][32] 而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的塞尔维乌斯改革作为从氏族到国家的社会改革，除了按照军事需求确定五个等级：即根据财产而不是氏族确定自备武器从骑兵到步兵的等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百人大会：每个士兵都有投票权，——所以罗马的百人队议会的来源是军队的体制；其改革还包括土地改革，即把海外占领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而不是贵族。但是一旦塞尔维乌斯被谋杀，贵族还乡团首先就把土地从平民那里夺回，并且取消了平民的法律，只是因为战争的状况不允许改组军队，才保留了百人会。为此，平民出走并迁居到罗马田地之外的圣山（Le Mont Sacre），但是这意味着罗马的军队要减少一半。后来，贵族和平民最终达成妥协，通过缔结条约，——这种条约与异族的媾和条约类似，贵族并没有允许平民加入城邦的宗教和政治，但是平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首领，——这就是平民护法官制度和十二铜表法的来源。[2][33] “《十二铜表法》确实是折衷法案，平民阶层获得了保障，但作为补偿，它也承认了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的规定。该法律甚至最终承认了贵族阶层的封闭状态，因为法律规定了世袭贵族同平民阶层之间不得通婚。”[3][34] 因此，罗马在很长时间一直有两种制度，一种为贵族所有，一种为平民所有，罗马实质上是两个罗马。

使两种民众产生某些关联的，是战争。贵族当然不想见到军中缺兵少将。他们没有废除平民的公民称号，难道不就是为了使平民加入军队吗？他们注意到护民官的不可侵犯性只限于罗马城内，于是制定出护民官不得出城的规定。这样，军中的平民只好听贵族役使，不再有双重权力；在敌人面前，罗马重新团结起来。[4][35]

只有罗马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扩张的力量，罗马的贵族和平民才可以共同获得利益，这样的利益的纽带成为贵族和平民之间互相妥协的基础，古典贵族-平民的共和体制由此开始。

雅典城邦以内部的民主和外部的独裁（对同盟国）为特点，这样的制度使得其公民权无法扩展到其同盟国之中。而罗马以内部阶级分化为特征的贵族寡头宪政，使其公民权可以延伸到同盟城市中的贵族阶级，他们可以从罗马的海外扩张中获得共同利益。所以当罗马的大军抵达希腊，贵族就立即投诚，他们喜欢的是作为帝国的罗马，“而不是民主”。这构成了统一的罗马帝国统治的模式，即通过支配和增补地方精英，克服了希腊雅典帝国的分裂，并创立了新的政治形式。其后果是：“在全意大利和全希腊，人们只分出两种人：一种是贵族阶级，一种是民众派。贵族欢迎罗马人的统治，民众则反对这种统治。贵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罗马成了帝国。”[5][36]，

由于被征服的意大利和拉丁诸城邦的贵族和富人通过加入罗马的公民权获得特权，这一特权包括担任城邦的税吏并从中渔利，免除纳税，使得税务都落在民众的头上。因此，获得公民权的人数愈多，非公民的状况就愈加恶劣，越来越难用完成每年献给罗马军队的供给。而对于罗马来说，这一阶级分化的过程逐渐破坏了兵役义务制公民的基础，自耕农大量丧失自己的土地，变成了有兵役义务的无产者，军队开始成为专职和领取报酬的地方，而军队薪禄的分化和差距也持续拉大。一方面是平民军人的卖命，另一方面被征服领地的行政权和收税官都集中在元老院成员和骑士阶层，导致巨额海外收益分配严重不平等。而自耕农的衰落导致的却是奴隶劳动力相应需求的扩大。

因此，这样的扩张在经济意义上则体现为古典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大地产农业与大规模奴隶劳动结合成为新型的、标准的罗马农业形式。长期的大规模海外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俘作为奴隶的来源，使得大地产所有者获益。而战争则使得小农被年复一年地征召入伍而战死，幸存者也无力保住家乡的土地被贵族掠走。

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10%甚至更多的自由罗马人被终身征募。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在国内经济的支柱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奴隶劳动将人力解体出来，保证了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战争的胜利使得更多的战俘奴隶被带回意大利的城市和土地中。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奴隶劳动的农业地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产生了。……奴隶生产方式的全部潜力第一次被罗马人开发出来，他们组织奴隶劳动，并使之达到一个希腊人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罗马共和国掠夺性的军国主义是其经济积累主义的杠杆：战争带来了土地、贡赋和奴隶；奴隶、贡赋和土地又提供了战争的物质供给基础。[6][37]

这就是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奴隶起义的背景，历史记载起义的人数超过二十万。西西里奴隶起义正是公元前二世纪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背景，他们的改革内容是把海外征服的公共土地分配给无产者，以增加义务兵役制士兵的财产。提比略·格拉古在其著名的演讲中说到：“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们，却除了享受普普通通的空气和光线之外，确实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家，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处流浪。借助谎言，士兵的将军们在战斗中耗尽了他们的气力以保护墓地和神殿不受敌人侵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有世袭的祭坛；这许多人中没有一人是罗马人，但他们却为支持其他富有奢华之人在战队和牺牲，尽管他们被称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他们连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但是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以他们自己被谋杀而告终，土地分配法案被元老院废除。这导致了罗马第一次在街头出现了有组织的暴力，斗争的结果则是“福利国家式帝国主义”的产生。即对贫民进行小麦补贴，后来是免费小麦分配以及建立农民军事殖民地。研究者认为“这是对帝国扩张和群众动员型战争所引发要求的一种反应，并且在设法躲开那些对基础权力结构的要求。在中央政治制度中，普通群众不再重要了。‘种族共同体’对罗马的支配越来越少，罗马越来越处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之下”。[7][38]这就是秦先生所说的共和制度下的罗马福利国家的起源，它是与共和时期最后的也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处于共同的历史脉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