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秦先生口中的“共和罗马的古典公民社会”实质是强大的贵族寡头专制统治。“法律是民主的，政府却是贵族的。民众虽有力量，却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与贵族没有形成过真正的抗争”。[1][39]正是这样的贵族寡头统治，使得抑制土地所有者两级分化（如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样的努力失败，——从塞尔维乌斯改革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都以改革者被谋杀为结局。而其结果是农民阶层不断受到伤害，小农人数不断减少，无土地财产的公民（proletarii）：即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只是抚育儿童（proles），作为无产者逐渐成为公民中的大多数。同时，罗马的军事扩张主义使得小农大量战死在海外，这也是导致小农阶层减少的原因。安德森先生因而从小农的视角对罗马“公民社会”的描述就值得特别重视：

共和国时期罗马政权因此与希腊的任何原有形式截然不同，因为当农村由于大贵族控制而变得多样化时，城市反而充满着被剥夺了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无产者。一旦被完全城市化，这个庞大的绝望的下层阶级就失去了任何再次拥有小块土地的希望，并往往受到贵族小集团的操纵来对抗以小农阶层为后盾进行的农村改革。他们在日益庞大的帝国的首都的战略地位最终迫使罗马统治者通过粮食共同配给制度来平衡直接的物质利益。实际上，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廉价替代形式：控制着共和国的元老院的寡头统治喜欢的是被动的消费的无产者，而不是不顺从的生产者农民。[2][40]

这就是被秦先生高度赞美的罗马作为典型的“古代福利国家”从面包到马戏的真实面貌，即被他“发掘”出的西方古代福利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悠久传统背后的秘密。[3][41] 其实，罗马城市繁盛的背后不过是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其所谓“福利”不过是对土地绝望的廉价替代。可以再看一下安德森先生对罗马城市的描述：

如果说农民的贫困是共和国后期军队混乱的苗头，那么城市人群的境况则使元老权力面临极端尖锐的危机。随着帝国的扩张，首都罗马的发展达到了无法控制的规模。农村人口脱离土地的趋势，与大规模奴隶进口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在凯撒时期，罗马人口大约有75万人——这超过了希腊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规模。饥饿、疾病、贫困，榨干了在首都贫农区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业主，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解放奴隶或自由人。……在共和国的最后的几年里，他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对传统的政治秩序造成威胁。由于在充斥着75万居民的城市中根本缺乏任何巩固的、严格的警察队伍，城市暴动就使共和国危机重重，直接的大众压力可想而知的。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劳狄（Clodius）精心安排，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此后，这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动，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数上升为32万人。[4][42]

这样的“福利国家”并没有证明罗马的“民主性”，而是相反，它证明的是民主的衰败，是国家军事主义的体现，——迈克尔·曼因此把它称为“军团经济”控制下的中央专制的帝国国家。这是因为军队是控制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主要工具，而当军队失去与共和政体下参与型公民身份的联系，它就日益变成独立的霸权力量，这使得军事首领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支配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力量，而军队的忠诚则来源于执政将军对其抚恤的能力。这就促使罗马走向了帝国时代。

奥古斯都开启的罗马帝国正是大兴土木把罗马变成大理石城市的时代，同时还兴办各种娱乐和节庆来娱乐市民，——这其实是为了消解民众对把共和制变为君主专制的敌意而进行的政治收买。根据迈克尔·曼对奥古斯都国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皇帝和国家财源的区分很模糊，国库的开支每年总计约4亿塞斯特斯（罗马货币），而奥古斯都每年的开支为一亿。国库中70%用于军事，15%用于向百姓谷物分配。而奥古斯都个人支出的62%用于其士兵的薪水、土地和养老金，20%以现金或者谷物分配给罗马百姓，12%为自己购买土地，其他的用于寺庙建筑和公共娱乐，——从面包到竞技场，由此奥古斯都把对他个人的忠诚与国家的忠诚混合在一起。[5][43]这样的公私不分的国库和皇帝的财政支出形式揭示的正是罗马的国家军事主义和专制主义，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帝国“国家福利”制度正是其“军团经济”的表现。凯撒的军队已经依赖大量的“无产者”，为此他成倍地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报酬。奥古斯都时代则建立了退伍军人的津贴，从特别设置的军事军库中开支，该军库来源于有产阶级的销售税和遗产税——因此，该措施在元老寡头的“民主”时代一直受到抵制和取消，但是奥古斯都的君主专制就可以强制实行了。[6][44]所以，不是共和制的罗马而是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才具备成为“福利国家”的条件。

经过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打击后，罗马帝国时期奴隶起义比共和时期要少。这是因为破产的自耕农的地位下降代替了奴隶的劳动位置。从失去土地的平民中出现了租佃制和临时工资劳动，导致了奴隶制和自由权的结合，依附租佃制逐渐占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后来依附制变成了永久的和世袭的——隶农（colonus）制出现了，奴隶上升为农奴，而自由农民下降为隶农，“自由公民和奴隶这两个原本分离的身份最终融合了。”[7][45] 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探讨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中世纪的出现。他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Die sozialen Gru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的演讲中指出，早在提比略皇帝（公元17-37年在位）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时期，已经意味着罗马帝国停止了向外扩张，奴隶市场所需要的人力供给也就逐渐中断，使得依赖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制度出现困难。罗马后期奴隶转化为农奴，开始拥有家庭和私有财产，是为了确保其作为农奴的劳动力再生产，使其子孙继续为庄园做工。庄园主早期对拓殖农的兴趣是收取租金，而当奴隶劳动力来源越来越困难时，对拓殖农的劳役就越来越依赖了。由于罗马公共行政的规定，拓殖农属于其所在的庄园，注定与土地不能分离。这就形成了一个依附于土地贵族阶级的非自由农民阶级，即农奴。而这个土地贵族阶级同时又是地方行政长官，具有包税人的性质。由此，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诞生了。[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