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所有这些都是必须与秦先生对古罗马“自由公民”和“福利国家”的赞美结合起来看，才能明白历史的奥秘，以及秦先生理论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一旦罗马的战争扩张体制衰竭，奴隶的来源断绝，帝国的覆灭也就不远了。不过，这些都不包括在秦先生的理论里。他看中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农民都是“商品生产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古典小农是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摆脱了早期文明时代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束缚，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天然首长’的桎梏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47]：

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人民领袖”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然日益消极，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障。
在“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并销毁债契。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高利贷”不同。[2][48]

秦先生试图论证的是，即便是农民，希腊、罗马的农民作为“自由的公民”也与中、俄宗法农民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是专制帝国，罗马也是本质良善的福利国家，绝不同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帝国，后者作为国家从来就是“恶”的。因此，在他的叙述里，帝国大规模的战争和索贡其实都是“为承担福利责任”！

由此可以知道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家”为什么要施“福利”于城市贫民。至此，也可以明白秦先生为什么要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的贫民窟辩护，因为有了贫民窟，他的自由理想的“福利国家”才可以降临人间。只是这样的“福利国家”并无法逃脱小农的破产导致的军队危机，城市贫民的暴动导致的政治危机，——它们共同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