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对于秦先生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封建主义的表现，对中国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开道，据说这样才会有农民和工人个体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这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被充分论述并且贯穿了其全部涉及中西历史的言论。所以，我们需要具体地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看这两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俄革命实践中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和作用，这已经不是书房中的学术，而是血与火的历史。

从理论上说，这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学说最大困境在于两个方面。

一，它完全无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著名说法：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9]

当然，它也完全不顾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著名的信中所说的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而这些论述与秦先生整个对俄国村社的叙述正是背道而驰。[2][50]相反，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秦先生对马克思关于村社问题的叙述上刻意回避了致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关于村社是俄国独特现象以及它将引导俄国人走向不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是不赞同的，这方面他们倒似乎更接近自由派的观点（村社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化过程）。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这一点还不明显，那么到了恩格斯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分歧就日益突出，而到了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崛起之时，他们已经与‘自由派’结成了‘同路人’联盟来向民粹主义宣战了。”[3][51]由此可见，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限定于与“自由派”联盟的意义上，对之前的马克思是遮蔽其观点，对之后的列宁是批判他背叛“自由派”变成了“超民粹主义”，——所以秦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有限意义上的俄国西欧派普列汉诺夫主义，特别是与列宁相对的普列汉诺夫。

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唯一提到此信的地方是论述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的观点对传统民粹派的修正：

1924年马克思就农村公社致查苏里奇的著名信件被公布后，海外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一片欢呼之声。B.晋季诺夫说：马克思在信中提出的纲领是与那“已由俄国革命民粹主义发展了的”纲领完全一致的。它证明，在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肯定地站在民粹派一边”。切尔诺夫更认为，“被扣压了40多年的致查苏里奇的信已使辩论有了结论：信中描述的纲领完全就是那构成社会党关于农民革命、土地要求与农村政策理论的基础的东西。”不管他们的说法是否成立，那种急于证明自己的主张符合西方思想家理论的态度是传统民粹派所没有的。无怪乎不少研究者认为切尔诺夫“复兴了民粹主义，同时也使民粹主义欧化了”。社会革命党的努力体现了“革命民粹主义逐渐地从斯拉夫主义教条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民粹派运动本来是个“围绕着俄国问题必须以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方法来解决的思想而形成的运动”，但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却“以西方力量的同道的面目出现了——而且在许多场合还是非常盲目的同道”。[4][52]

如果不是此段里提及致查苏利奇的信，读者会很难相信它居然是用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去论证社会革命党的“西方模式”，这已经违背最基本的形式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话中，丝毫不提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的具体内容。虽然这本书是以村社为主题的，但是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及其三封草稿的内容，对俄国村社的大量讨论，完全被无视。有意味的是，这段话里的马克思变成了“西方思想家理论”，而不再是秦先生口口声声中的马克思主义了。它完全回避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彻底歪曲了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最核心的部分，即《资本论》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一马克思在四易其稿后，定稿信中依然留存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作为一部专门讨论俄国村社的著作，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中关于村社问题具体内容的缺席，正是该书醒目的特色。

鉴于此，我们还是多来看一下马克思自己的叙述吧，马克思对俄国独特道路的说法到底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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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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