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原因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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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成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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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53]

抱歉，抄了这么多马克思的话，只是因为马克思在1881年就已经批驳了秦先生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明确表示了对超越资本主义的俄国革命的期望和支持，而不是秦先生所宣称的相反。秦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可以放下了。否则，只怕马克思又需要再次声明：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构成秦先生理论困境的第二个大问题的正是所谓“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这是秦先生直到今天都一直强调的，即“我们都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只是，他忘了补充的是，这一影响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而更多是来自于前苏联以及解体之后的辩论，——秦先生的理论不过是二手货。

那么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关于这一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对此进行过著名的批判性分析。秦先生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及与安德森先生在《新左翼评论》上的对话，所以我愿意再次用安德森先生的理论来说明问题。

安德森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也是西方自马基雅维利和博丹以来的一个理论传统，即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我们上面已经看到，西方中心主义更深的源头是希腊的城邦政治体系。在欧洲全部政治哲学的源头，专制主义就被明确地说成是亚洲的属性，“是在殖民探险和征服的大航行后，启蒙运动能够在精神上涵盖全球，因此第一次能够对这种联系作出普遍系统的概括。这项任务是由孟德斯鸠承担的，他对‘东方专制主义’作出了成熟的理论概括。”[2][54]其基本公式包括：亚洲国家没有稳定的私人产权，或者没有世袭贵族，因此其性质是专横和暴虐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切”，而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而缺乏世袭贵族阶级是亚洲赤裸裸的、平均主义的奴役状态的一个条件。

安德森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洲专制主义叙述的分析中，认为：“马克思拒绝把封建生产方式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这种否定性的看法有其肯定性的信念。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东方有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使其历史和社会都有别于西方。这种生产方式的标志，即直接使之区别于封建社会的标志，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3][55]而马克思最初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解释土耳其这个非欧文明的国家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成就，却为什么没有演变成资本主义。1953年的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和时事评论中，对亚洲的描述都极其接近欧洲人对亚洲历史和社会的传统评论，强调东方社会专制制度与停滞不变的刻板印象。稍后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开始把“亚细亚主义”扩大到实际上完全超出亚洲之外的各种不同社会。这种概念的滑动表现为，马克思开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不是土地国有制，集中的水利工程和政治专制主义，而是把手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给自足的土地部落或者村社所有制，即从官僚制国家转向下面的自给自足的村社，这就为这一概念的无限扩张打开了大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56]

在安德森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欧洲概念的残留物，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已经丧失了对具体的实际社会结构的分析能力，应该对此给予一个体面的葬礼，其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的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果和发展的重大差异”。[5][57] 按照安德森的介绍，其实是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觉得普世论的“封建主义”概念已经行不通，为了摆脱僵化的直线历史发展的图景，“亚细亚生产方式”才在长期被遗忘后，开始走红。但是，安德森批判性地指出，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已经因为膨胀而贬值了，它和把封建主义无限扩大一样是荒诞的，即“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