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开系列专题：六、实行市场经济改革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就要实行私有化、放手发展私有经济，要实行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就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一、一九七九年以后，声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调节，市场经济可以与计划经济相结合 1978年7～9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同陈云商讨以后，主张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调节作补充。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 显然，这里已经有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苗头。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陈云写文章：《计划与市场问题》： 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一九一七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 四、 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 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三卷220页） 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外国人说，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下面一段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吉：是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 林光达：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选二卷231-236页） 很明显，开始邓小平也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来看的，在林光达的“启发”下，他才把市场经济说成是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脱离的形式。市场的作用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过去都说是市场调节。通用的说法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邓小平的说法也是一个创造！而且明显地与陈云的观点相对立。 一九八0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在1983年出版时，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又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一九八0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有些地方、部门和个事业单位，不顾整体利益，违反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为了片面追求增加利润，多发奖金，任意扩大调价商品范围，随便提高调价幅度。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文件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个《初步意见》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赞扬，并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但是党内意见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决议。 一九八0年十二月十六日，陈云说，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我们的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三卷249页）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通知指出： 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不正之风。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和承包业务，乱拉关系，牵线搭钩，给以大量现金或实物，作为“酬劳”，使所谓中间人，以及业务人员、推销人员，从中获得高达数百元、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利益。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发给购销人员进行请客、送礼、拉关系的费用；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物权和工作方便，里钩外联，私通买卖，从中牟利；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在相互购销活动中提取“回扣”；有的企事业单位以发奖金为名，支持购销人员搞不正之风；等等。 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云在省市委第一书记会上讲话：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的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他还说，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就意味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三卷275页）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就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陈云这样说不是针锋相对吗？还有特区问题、建设速度问题。两人的分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云说，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上述原则，不能例外，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三卷279页） 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一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这种批评的结果，使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的市场经济的影响。十二大政治报告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并强调指出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1982～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后来红旗出版社编辑部把部分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一书出版。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的说，“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于诸如“认为计划调节只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各个企业的活动应由市场调节”，“认为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这类“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这时，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了检讨。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判。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邓小平与计委谈话，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三卷16页） 全国一盘棋，不正是计划经济吗？为什么以后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陈云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三卷287页） 在安徽和四川这两个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省份，实行了以下两项举措中：(1)实行“包产到户”；(2)在国有工商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这两类改革为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开了大门。 在商品经济论遭到批判，城市国有经济的“改革”陷于停顿以后，已经在党中央取得领导地位的邓小平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农村。 在这方面的重大转折是从禁止包产到户转为允许包产到户。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仅仅两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家庭农场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其中多数实行“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我们自己的”的“包干到户”制度。一些认为，在农村实现了小私有的个体经济以后，市场经济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农业中的承包制改革取得“成功”以后，顺着这条路子采取了一种有别于以国有经济为重点的、“渐进主义”的“体制外先行”新战略。具体地说，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国有经济以外的部门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建立市场导向的新体制。这种“体制外先行”的战略，也可以称为“增量改革”战略。 实行“增量改革”，不是一下子就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成市场经济，而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内大体上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架构，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开辟市场经济的新园地。实施这一战略的“好处”是：第一，不会在领导核心中引起大的争论；第二，国有企业的既有权力和利益得到了保护，引起的震动小；第三，干部也容易接受。 加之在这以前就开始了的对外开放，在沿海地带开辟了大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开放区。到80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成分，无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一心两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体两制”（即“一国两制”，一地两制，一厂两制，一户两制，一人两制）。人们说，“一心两点”是主纲，它有意识地引导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先行展开。“一体两制”，俗称“双轨制”，则成为推进经济改革的主导方式。 实际上，这也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演变”策略。 二、一九八四年以后，声称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九八四年五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 当时参加这项研究的一些人认为，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且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于是，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要在预定于198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这些人特别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第一，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这意味着对它的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从1984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在指令性计划束缚之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行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取向改革。 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要求，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服务业，实行市场调节。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决定的主要内容有：1，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还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2，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杆杠的作用；3，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4，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5，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和国内的经济交流；6，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7，加强党领导，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人说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规定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请注意！自由派的理论家们在这里是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划等号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后，北京等地很快出现了抢购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邓小平说，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三卷98页）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最近出现一些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有人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我们自己心里是踏实的。（三卷113页）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的情况和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报告说，有的价格改革准备不足，影响较大；有的地方剩机乱涨价的歪风没有刹住，一些工业品涨价的趋势仍在发展，部分城市蔬菜价格高，若干大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幅度大；部分地区国营食品、蔬菜公司工作不适应，调剂供求、平抑价格的主渠道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邓小平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去年年底发现多发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上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三卷130页）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邓小平说，北京出现了一阵抢购，有半个月人心惶惶。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三卷宗31页） 他原来说，城市改革三五年就可以看出成败来。现在改口了，要看二十年，以致七十年。也就是说，在这七十年中，搞得再坏，也不能说失败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问题，强调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四大市场，这就使“商品经济”的概念更加接近于市场经济的概念。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陈云说，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七五”期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分别为百分之七和六，这个速度比较适宜。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三卷305页）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讲话《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格隆瓦尔德：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三卷203页） 邓小平从来就是把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两者之间划等号。这时，他不讲以计划计划经济为主，只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框架，而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难怪有人说十三大政治报告 “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物价大幅上涨，老百姓遭殃。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都穷下去。这种两极分化，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一九八六年的学生“民主”运动，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去总书记一职。但反对自由化，仅停留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不准涉及经济领域。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 十三大以后，经济理论界的一些人建议直截了当地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使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但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 国民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再次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混乱。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多年来，物价问题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旧的价格制度不符合价值规律，国家每年都有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包袱。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很多。要轻装前进，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三卷262页）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当前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赵紫阳说：“中国这条大船遇到了风浪，形势严峻。”一九八七年，物价大幅度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不能回避。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 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会后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物价大幅上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群众不满。 十月十八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由于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是： 1，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同能源、运输矛盾加剧。 2，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供应能力。 3，国内市场需求过旺，不少城市出现抢购现象。一至三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8%。特别是八月中下旬，受物价大幅度上升及各种传闻影响，大部分商品销售异常，有些商品曾出现断档脱销。 4，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一至三季度，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0，1%；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额增长21，3%。 5，物价大幅度上涨，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前三季度平均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约16%。三十二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8，3%。 八月三十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 九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治理整顿： (1)紧缩货币供给； (2)清理在建项目，控制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的引导和监督； (3)坚决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4)借助行政命令，加强物价调控，整顿流通秩序。 经过10个月左右的努力，到1989年6月，治理整顿的部分目标已经实现。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得到了控制，物价下降，经济增长回落。 十一月，陈云与赵紫阳谈话，提出要把农业抓好，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处理好，应当提高粮食价格等，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找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谈话，他强调： （一）开放改革十年以来，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误； （二）不要让通货膨胀、放价猛涨、抢购风和不正之风吓倒了，这些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总会得到解决的； （三）虽然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开放改革不仅要坚持，还要大步前进； （四）在排除各种困难，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前进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那种企图走回头路的现象。 二、三月间，陈云向邓小平提出： （一）四年前，我就提出不能片面提‘无工不富’，还要格外注意‘无粮不稳’的问题，现在证明我这个提醒是正确的------ （二）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多次讲到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经济仅是补充形式，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搞计划经济------现在搞‘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讲有计划按比例，把整个国家推进‘自由竞争’的粪坑中去‘实验’，结果带来这么大的混乱，和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放弃社会主义目标造成的恶果”。 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引发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 尽管如此，市场改革派和计划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2004年4月30日初稿 2013年1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