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美国作家鲍勃·梅尔斯在清华大学我的班上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行字“The tyranny of news today”(今日新闻暴政)。一些学生对此很不理解。后来在观察媒体对“非典”、“甲流”的报道中，我们发现，在议程和决策面前，今天政府的公共卫生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媒体议程。那些对人类健康危胁更大的常见病乙肝、糖尿病、高血压，或称“我们自己家人的病”却上不了新闻头条，也不会受到政府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头条新闻对政府决策的过度影响和严重误导被称为“新闻暴政”。

　　今天的媒体环境简单定义为“媒体的商业化”。商业化媒体的定义是：那些刊登广告的东西简称为媒体。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或是报纸，商业化媒体一切都是为了广告收入。媒体作为一个商业企业，获取利润是其终极目标。媒体采集制作新闻是赔钱的，只有把通过新闻报道获得的受众注意力卖给广告商，才能获取利润。正如医院靠病人挣钱，酒厂靠酒鬼挣钱，烟厂靠烟民挣钱一个道理，报纸靠读者挣钱，广播电台靠听众挣钱，电视台靠观众挣钱，网站靠网民挣钱。但是，大多数读者购买报纸是为了看新闻而不是看广告，没有新闻就没有读者。

　　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里，能抓住读者的新闻产品需要具备三个要素：1)新闻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2)媒介奇观;3)热闹话题。

　　什么是新闻的ATM?A(Audience)指的是新闻的受众，即新闻要满足受众的需要。新闻报道的事实、观点、画面和声音必须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的时候，媒体可能会夸张编造。

　　T(Time)指的是新闻的时间要素和时效要素两个维度。记者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满足自己所在媒体的截稿时间规定;二是与媒体的竞争对手在新闻报道上抢夺第一时间新闻。由于今天争抢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成为新闻的第一定律，结果新闻的真实性成了第一时间的牺牲品。只有充分的、耐心的采访和材料积累才可能更接近真实，抢夺第一时间的后果是，很多报道是道听途说。

　　M(Money)指的是新闻报道与金钱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报道作为电视广告之间的插曲或是为报纸填补空白的东西，新闻报道通过抓取眼球，满足广告商对潜在客户的影响和渗透，为媒体获得其最终需要的利润。

　　新闻奇观要求新闻能构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让人看了之后惊讶地叫起来，称之为尖叫新闻学。就像“911”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击倒，大家看了就尖叫。从禽流感到猪流感，都构成了媒介奇观。媒介奇观需要一个好的画面，这尤其对公共健康报道提出了挑战。报纸上的新闻故事和图片印刷出来后，大家觉得好看，就是重大新闻。观众和读者对新闻的重要与否，多是以新闻好看或是不好看来判断的。即使是重大疾病的暴发和流行，如果画面不好看，就算不上重大疾病。当年很多人关注“非典”，是因为媒体上每天制造一个令人惊叹的媒介奇观——戴口罩的人。媒介奇观带来的后果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议程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发达和媒介化民主的时代，政府要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必须跟着媒体制造的议程和媒体制造的民意走。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2003年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就是“非典”。2003年全国因“非典”死亡人数是三百多人，但每年因肺结核死亡13万人，因肝病死亡50万人，所有这些常见疾病的报道的总量加在一起，连“非典”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看所谓“猪流感”画面。通常情况下，作为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媒体对猪是排斥的，但是，自从猪流感暴发后的第一个月里，其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全球电视台和报纸每天连篇累牍的新闻和画面都是关于猪的。猪流感成了媒介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病毒从猪传染到人并没有得到证实。但为什么猪流感获得了如此过量的报道?这种疾病不仅画面在媒体上“好看”，名字在媒体上也“好听”。如果当初就公布为甲型H1N1流感，就很难获得后来这么多的关注。作为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民族，中国许多读者认为报纸上的白纸黑字是最可信的，对网上流传的消息也多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于是我们生活在媒介化的现实世界里。

　　媒介化现实带来了今日新闻暴政。今日新闻暴政体现在：凡是今天媒体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将变成政府和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这些新闻的报道对公共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刚普及那会儿，一位日本批评家预言，电视让“一亿人白痴化”。另有学者说，互联网把亿万人变成了“网络白痴”。《今日美国》报说，人类最终不是被核武器毁灭，而是被互联网毁灭。有的批评家干脆说：你看，人类已把自杀的武器造好了，这东西就是电视和社交媒体。

　　电视和社交媒体让人放弃思考，让所有思维趋同。在今天的社会里，电视播出的当日新闻、谈话节目和社交媒体传播的各种小道消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永恒背景，当日新闻更是公共生活和政治辩论的中心，是公共舆论的原材料，是公共政策话语的基础。

　　由于媒体在演变成一个能够左右公共政策的强大的政治权力，各种利益集团都在试图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影响各项政策，影响中国的未来，设置中国的议程，决定今天的新闻是什么、政府和公众今天需要关注什么、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民群众今天应该相信谁来解释新闻事件。假设今天上午国务院讨论关于医改的修订方案，这个方案涉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但这时的媒体上全是关于猪流感的头条报道，结果，医改的讨论可能让位于猪流感的恐慌，而关于医改的讨论也一推再推。与中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议程被当日头条新闻所取代。

　　马里兰大学新闻学教授Susan Moeller在她的《媒体如何兜售疾病、饥荒、战争和死亡》一书中写道：“媒体通常把公共卫生等事件塑造成戏剧事件，他们报道疫情的手法与报道其他事件的手法无异，都是公式化的报道角度，煽情的语句和仅仅参考美国人的说法。大部分文章更加倾向于制造比事实更加恐怖的公众情绪恐慌。”

　　面对这样一个兜售疾病和今日新闻暴政的时代，还能否做好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健康新闻报道？2003年的哈佛大学《尼曼报告》指出，报道公共健康卫生的记者需要掌握专门报道医药、科学的特殊技巧。但是，在中国，由于大部分从事疾控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时政或财经记者，中国只有个别记者有医学院的背景。公共卫生记者需要对生物学、实验科学、临床医学有基本的熟悉。公共卫生还与政府行为密切联系，所以记者还要能够解读政府预算、政策，具备在此背景下报道科学问题的能力。由于我国记者多半为文科学生,没有理科背景，对科学数据不敏感;记者们在报道健康新闻时，他们对奇特的故事和内幕更感兴趣，他们热衷于社会新闻、丑闻、绯闻。国外研究公共卫生报道的学者发现，由于多数记者对科学和医学没有专门知识或不感兴趣，公共卫生报道往往过分追求戏剧冲突,常常引起不必要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