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没有终结

　好莱坞通过窃听故事塑造对国家的认同

　　◎ 李云雷

　　《窃听风暴》很有冲击力，造成的艺术效果很成功，但这是意识形态的力量通过艺术形式表现的成功，不是真相的揭示。《窃听风暴》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呈现出一种单向性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后者才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意识形态问题怎么才能阐述得更清楚？《全民公敌》的处理方式跟《窃听风暴》有点像，但不一样的是，它处理的是内部问题，国家内部窃听，这种通过内部危机处理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面对斯诺登，就很难以这样的方式处理。

　　从国家的角度，不能不提到《007》。《007》里面很重要的变化是他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如果和斯诺登事件联系在一起就很值得思考。在以往的007电影中，敌人来自外部，如苏联、中国或非洲某个国家。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席尔瓦此前同样在M女士手下为国家工作，但是他在执行任务时，在生死关头被M女士放弃，他虽然活了下来，却对M女士及国家充满了仇恨。影片的核心情节便是席尔瓦的疯狂报复，以及007与他的斗智斗勇。好莱坞这一次所指认的“敌人”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的离心倾向。不仅如此，在片头部分，在007与恐怖分子在飞驰的火车顶上纠缠打斗的关键时刻，M女士同样选择了牺牲，她命令伊芙射击，子弹射中了007，007与席尔瓦一样经历了被牺牲的命运。不同的是，席尔瓦选择了反抗与报复，而007在隐藏了一段时间，看到总部大楼被炸毁之后，又毅然回到了M女士手下，开始了与席尔瓦惊心动魄的斗争。007与席尔瓦的斗争，也是他克服自我内部离心倾向的过程。这两个同样被国家牺牲的人是一体两面，在007忠诚的内心中蕴藏着背叛的因素，而在席尔瓦背叛的行动中隐藏着忠诚的情结，007与席尔瓦的斗争既是与敌人斗争，也是与“自我”斗争。影片最后，007战胜了席尔瓦，也克服了内心的怀疑、犹豫与反省，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达成和解，再度形成了稳固、忠诚的“自我”，而在清除了席尔瓦的离心倾向后，影片也重建了一种新的认同秩序。

　　好莱坞以流畅的叙事讲述了“忠诚”的必要，在复杂的故事中塑造了对国家的认同。除去惊险的场面、精彩的故事、正邪之间的斗争之外，童年生活场景的再现、M女士的人情味及其牺牲、最后的宗教场景等，这些诉诸个人情感的因素，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联系。这里，个人对国家的忠诚不只是政治上的认同，也包括对童年、父母、故乡、信仰的深厚情感，这就是好莱坞“主旋律”的高明之处。

　　美国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牺牲个人来维护国家整体的运转，大我牺牲小我，这可以说是其意识形态上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将斯诺登视为“叛徒”，有其内在的逻辑，只是无法弥合意识形态的缝隙。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从窃听故事看当下全球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 孙佳山 刘 岩

　　“窃听故事”在影视作品中主要涉及两种题材，一种是间谍片或谍战片，另一种是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

　　先说间谍片或谍战片。今年的新版“007”，与之前的经典系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敌人来自内部，是叛变的“自己人”。而自己人的叛变，恰恰是因为组织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邦德本人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种叙事结构在“007”系列中具有颠覆性意义，显示了当下全球语境的身份认同问题。今年的美国超级英雄片《钢铁侠3》，敌人依然是自己人，邪恶的伊斯兰形象不过是美国人虚构出来的。这种现象不局限在好莱坞。韩国今年上映的《柏林》也有着类似情节，过去讲南北朝鲜的故事可以说泾渭分明，只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故事就可以讲得很流畅。但是在《柏林》中，这种全球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困境异常明显，很难说双方谁更占道德优势，双方前线的谍战人员不过都是各自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双方高层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利益，压根不管他们的死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再说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以今年在国内上映的《遗落战境》为例。这个影片延续了2002年《星球大战前传二·克隆人的进攻》、2005年《星球大战前传三·西斯的复仇》的脉络。过去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中的敌人也非常清楚，除了外星人，就是科技恐惧，再就是影射苏联戒备森严的监狱社会。但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星球大战》系列、《终结者》系列，还是《黑客帝国》系列中，敌人消失了，或者敌人也来自内部，敌人是克隆人，敌人就是自身。

　　斯诺登事件轰动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一事件发生在最强调个人自由同时科技也最发达的美国，而且还在于其把“窃听”引入到日常生活领域。也就是说“窃听”不再是特殊的事件，也不再是针对“坏人”的行为，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被窃听，人们可能生活在一个被监控的社会之中。从这个角度，斯诺登事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社会里，个人自由和安全的界限在哪里？

　　冷战时期的美国可以对世界做明确的意识形态划分，但今天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却变得非常混乱。比如说北非发生的事情，埃及革命中的各派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激进左翼、军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相互借重，但又充满矛盾。面对这种复杂、缠绕的关系，美国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简单扶植一个盟友，打倒一个敌人，无法再明确区分我与他、敌与友，这种困境充分说明了过去再现世界的方式在今天已经失效了。面对各种矛盾复杂交错的世界，无法再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叙事，不但要建立新的论述，同时也要寻找新的再现这个世界的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