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薄症”加剧了“恐毛症”!
——薄熙来案“终审”后的思考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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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年礼物，谨将此文献给为人民利益付出了自由代价的勇士薄熙来。
向您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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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右势力的“恐毛症”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各路极右势力空前紧张：杨继绳、杨恒均、章立凡、章诒和、任志强、茅于轼一干公知人等纷纷出动，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批毛运动，反共老酋鲍彤更是连篇累牍发文催促去毛，欲以近暮岁垂年阻止“毛主义”卷土重来；多持右翼立场的各级官员，极力压低和淡化纪念，增派警力，管制民间自发纪念活动，习的家乡甚至以取消民间纪念“献忠心”；高层更是不断放出风来，对纪念活动朝令夕改，或明或暗地支持右派“去毛”运动。
本来，在中国“崛起”、亿万人民过上了“好日子”的今天，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故去了30多年、且被极端妖魔化的人物，国人多少应渐淡渐远。但近年来，毛诞纪念似已成为极右势力越来越大的一块心病，一个挥之不去阴影。到了今年，更是成为一大“不稳定因素”，从上到下武打文压无所不用，简直到了“恐毛症”的地步。
2、左派“以毛代邓”远离现实，不足以构成威胁
极右势力明白:“毛泽东热”的原因，是邓小平“先富”改革路线，已经从开始的有利于多数人，逐渐变为更有利于少数先富者，致使劳资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增多，经济发展困难。欲解决这一问题，右派提出“宪政民主”改革，但这明摆着会分疆裂土，祸国殃民，百姓无法苟同。于是中国陷入“改了找死、不改等死”困境。这才使许多百姓，盼望着能再出一位毛泽东那样的政治伟人，去痛惩遍地贪官，唤回公平正义，缓解社会矛盾，真正强国富民。
但眼下不少左翼人士，却主张用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和政策，去取代“先富”路线，这既不现实，又难孚众望，无法解决既要坚持老百姓赞同的改革开放、又要坚持老百姓不反对的共产党执政的矛盾。无奈无能之中，他们只好把“毛泽东”变成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的符号，高层只要稍稍打上几盏颂毛的“左灯”，即便政策右到极端，一些左派也会叩首山呼。足见极右势力对毛泽东的恐惧，并不来自左派。
3、薄熙来的“新改革路线”，点了极右翼的死穴
一度被左派称之为“改良主义者”的薄熙来，却能对旧改革路线一剑封喉：他主政下的重庆，从打黑反腐开始，建立起了人民拥护的好政府；推动缩差共富，实现劳资两利；不仅维护了中共作为统一与稳定力量的执政合法性，保证了其政绩合法性，更恢复了中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宗旨。解决了“既不找死也不等死”的改革难题，形成了一条“新改革路线”，令世人目光为之一亮。
而至为重要的、也是极右势力极感恐惧的，是薄熙来路线已不再是专家学者们的纸上谈兵，而是用活生生的实践，证明了其广泛可行性。倒薄之前，许多部门和地方已开始自发仿效“重庆模式”。无疑，薄的新改革路线，已使包括多数左派在内的老百姓可望难及的期待，接近成为现实，而过时的“先富”旧路线，也有了新的替代品。这无疑引起了旧路线卵翼下的权贵资本家们的惊恐不安，也使亟盼中共垮台的公知们万分焦虑。
4、习用政治大清洗保卫其政变成果
习近平浅薄无能，不会明白薄熙来路线的深刻意义，但这位储君制培育出的“情商高手”，深知能力和人望远在他之上的薄熙来，肯定是自己顺利执政的一个“坎”，出于此，他本能地要反对薄路线。与此同时，“打黑”触痛了腐朽贪婪的太子党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接班人”旗号下，包围并利用习这个“红二总代理”。于是，在凶残阴险的太子党徒帮助下，由换旗派胡温等具体操盘，从策划谷、王事件入手，违规立薄案、洗牌局、夺军权，发动了一场推翻原先“九常委安排”的政变，从而制造了中共执政以来最大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周氏家族多半会有不小的腐败问题，但不会超过中国首腐温氏家族。周分管政法系统时，为消除“警匪一家”流弊，支持了重庆打黑，加之处理王立军事件中“六条指示”，至少在路线上与薄命运相连。于是，周长期主管的强力机构，也就当然被视为一个潜在挺薄因素，使倒薄力量心存恐惧，必下狠手除之，以保住政变成果。
如此一来，一场怀疑谁就整谁的政治大清洗，也就势在必行；同时，高层又不断释放“温家宝安全”信号，无疑在警示各级：顺我者，腐败亦可昌；逆我者，不腐亦要亡。
5、王、胡勾结，把“除敌式反腐”引向“灭共式反腐”，对中共实施“最后解决”
习尽管思想西化，但他有一个“崛起领袖”梦欲，所以与温家宝、李克强之流的换旗派目的不同，他的“反腐”只为消灭政敌而已。但他默许的随意性极强的“除敌式反腐”，对于与胡舒立等公知勾搭成奸、对共产党有仇视心态的国军后代王岐山，恰恰是一个大好机会：在无官不腐败、无官不可抓的中共政治现实下，彻底“反腐”，无疑可以令中共全军覆没。
其实，稍微清醒一点的右翼公知，都明白王岐山的司马昭之心，公方彬早就挑明了这种“彻底”反腐对国家的危害。但公知们也看到了：这边厢，重庆打黑反腐，没有打多少老虎苍蝇，就走到了可以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官员财产公示的境界，实现了“不找死”条件下恢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使极右势力的“倒共梦”幻灭；那边厢，“灭党式反腐”，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热烈欢呼与支持，甚至连法轮功也都为之欢腾雀跃。于是，公知们最后都空前兴奋地加入对王氏“彻底反腐”的鼓噪，因为他们终于看出：对于自我消亡不给力、颜色革命搞不动的中共，全面彻底“反腐”，是“最后解决”的唯一手段！
6、习欲“胜出”，尚要与灭党势力作一场恶斗
“梦君”习近平，出于保卫政变成果目的，也会明白王某的心思，他自然不会许可“最后解决”。他多半是以为：只要自己掌控了党军大权，就无所畏惧，以薄熙来那样的强者我都搞得掉，何惧你一个王岐山？习多半已做了一旦失控如何处置王的准备。
但习却不懂：王的紧迫感要比自己要强许多。王看到多年颜色革命无果，所以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内靠公知，外倚“友邦”，掌控机密，挑起内斗。他从笼络民心的“打虎”开始，先对各级要员随意捕捉抓，导致人人自危，思想混乱；再重点拿政法系统开刀，摧毁中共执政倚靠；进一步将魔爪伸向军队，搞乱核心国家机器；时机一到，就可以给中共致命一击（王早有中共一旦翻船的自保预案）。所以，他不断通过胡舒立的“财经”、刘长乐的“凤凰”，以及各外国媒体，不断催促高层公开严办周永康，打开摧毁中共强力机构的突破口，使“灭党式反腐”走上不归路。
故此，灭党势力与“崛起领袖”之间，势必有一场激烈的恶战。习虽无能，但身边毕竟还有一群靠着“领袖”争名逐利的人物，更有大权在握的“政治优势”。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恶斗中，鹿死谁手，尚难逆料。
7、要能与极右势力抗争，左派须转向新改革派
本来，随着旧改革路线寿命到期，时代已在呼唤着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左派。但自称毛泽东思想继承者的左派，却犯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他们不会像薄熙来那样，善于在融会贯通中运用毛泽东思想；也就无法像薄熙来那样，拿出可以得到多数拥护的行动；他们承认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联蒋抗日、甚至文革这样一些“违背”共运“规则”的创新，却不愿把薄熙来利国利民的新改革道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习近平在纪念毛诞时，设计了“毛泽东功大于过，毛的战友有功无过，邓江胡习绝对正确”这样一个为旧路线辩护的荒唐逻辑，左派居然看不出来其险恶用心，有的甚至还在那里感恩涕零，“心理满足病”真是不轻。
不少左派一直对习抱有幻想。习表面上左右逢源，骨子里迷信“西化”。主政一年多实际证明，此辈纯系一个无信仰、玩政治、弄权术的公子哥儿。昨天，他还让一些水军放话，说他不会整薄，今天，他却可以凶狠地判薄无期；昨天，他还在讲共同富裕，让左派们欣喜若狂，今天，他又极力推崇亲信刘鹤，搞了一个连党内都无法接受的383血腥改革方案；昨天，他还在那里放任李克强的土地私有化，今天，又慌忙制止小产权房，要求“死守”耕地红线；昨天，他憋出了一个“亮肌肉”的识别区，今天，便被美、日、韩战机“轮奸”，丢人现眼于世。一年多来，除了作秀，习李在大政方针上胡作乱为，致使治安恶化、粮食危机、金融混乱、通胀加剧、增长乏力、外患增加…… 把恢复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希望寄托习身上，只能是自欺欺人。
但一分为二地分析，也要看到习的两面性：作为红二总代理，保江山就是保权财，这使他与胡、温、李、王等换旗灭党派也会有尖锐冲突。尽管在主观上，习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但客观上，他又有着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需要。这一点，与公众的希望和历史的要求有某些交集。
面对习的两面性，建议左派要以两手应对之：
第一，在路线问题上，左派要从无法被百姓认同的“复旧思维”，转向“新改革思维”。决不能再无原则挺习，此无异于放任其坚持旧改革路线。要针对错误路线所制造出的种种重大失误，继续深入研讨，并旗帜鲜明地宣传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新改革路线实践，对旧改革路线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
第二，在王“反腐灭党”问题上，要彻底揭露王岐山与公知内外勾结的灭党毒计，促使习更早地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性，阻止国家出现大的动荡。
用好这两手，才是左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才可能增强对极右势力的抗争力，君不见：极右势力思想上的“恐毛病”，已被现实的“恐薄病”所极大地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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