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一种实践性扬弃，它破除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理论的反思性限制，使辩证法成为敞开并预示实践行动可能性的社会历史运动法则。列宁在此基础上使辩证法作为实践技艺用于诊断和处理现实斗争事务，其内容也不再是概念的自我演化或正题反题的矛盾与和解。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在辩证法技艺化过程中以及辩证法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辩证法；列宁；反思性；实践技艺 作者简介：相秀丽，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践性扬弃，这种扬弃使反思性的哲学理论回归于现实生活并成为现实生活自身的法则及其自觉，由此引向对现实生活的整体性观照和改造性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曾据此勾勒了针对欧洲社会实际的社会革命行动方案，他们自己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革命的行动之中。虽然他们在具体政治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显著，然而通过亲身的批判和身体力行，他们开创了使辩证法从纯粹哲学理论回归为实践技艺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的道路事实上启发了并且不断启发着后人循着这种典范开创切合于不同历史实际的社会革命道路。 实践技艺和哲学理论不同，后者以观念化的形态可以获得完美的表达形式并稳定下来，但实践技艺既然以实践为目的，就必须切实面对和应对具体的、偶然性的生活实际，与生活实际一起变动，只要生活不停止，它就不能稳定。反思性的理论辩证法可以轻易地过滤掉具体的偶然性从而实现所谓“理性的狡计”，但作为实践技艺的辩证法恰恰要设法基于具体的偶然性来克服具体的偶然性。 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黑格尔辩证法哲学有明确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显然是通过“扬弃”实现的，问题在于，在扬弃性的继承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异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也破除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理论的反思性限制，使之成为敞开并预示实践行动可能性的社会历史运动法则。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列宁将现实社会革命的场景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置换为不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列宁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给整个现代世界带来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较之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将辩证法实际而有效地运用于现实社会斗争，使辩证法作为技艺用于诊断和处理现实斗争事务，其内容不再是概念的自我演化以及正题反题的最终和解。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总体上属于辩证法技艺化这一变化序列，但又有不同于马克思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在本质上具有俄国特色，这应该是列宁主义之为列宁主义的关键所在。如果把辩证法仅仅把握为反思性的哲学理论，那么黑格尔就代表着完成和完美，而马克思、列宁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所带来的变化就应当视为理论的退化。但是，如果辩证法同时还是内在于现实实践的行动技艺，是变革世界的法则，那么黑格尔就只不过是一个幼稚的甚至带有某种误导性的开端，而马克思、列宁等的努力则表明这种实践技艺的日益成长和完善。就此而言，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是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一份独特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 列宁一生都是革命家，缔造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影响深远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从较早时期开始就是与他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同时，列宁的革命生涯始终伴行着对理论的研究，这种理论研究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为了使革命行动获得更明确的行动方向和价值保障。早在1902年列宁就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 革命理论的建构乃是革命运动的必要条件，没有高度自觉、方向坚定的革命理论，革命运动就会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之下偏离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理论研究根本上就一直是理论斗争。这种研究不可能像黑格尔的反思哲学那样可以在书斋中进行，而只能在社会运动的狂风暴雨中进行。在列宁看来，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学”②，不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就无法明智正确地判断社会形势和革命趋向。依照这种尺度研究辩证法，是列宁辩证法思想的首要特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实践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欧洲模式，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均衡性，从而为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他认为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无产阶级必须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才能发挥战斗力，履行其历史使命。主要由于这三个方面，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黑格尔大概是列宁眼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最重要的辩证法理论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为了理解和认识，并不涉及行动。马克思则将辩证法移置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用以探讨社会历史变迁及其趋势，提出社会行动的要求和召唤。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理论批判，并把这一遗产现实化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中，在这种运动的现实进程中实践辩证法。与黑格尔相比，列宁比较彻底地悬置了辩证法迂阔的目的论，使之呈现出更为技艺化的面貌。他在读黑格尔《逻辑学》做笔记时强调了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③ 黑格尔逻辑学思想中从纯有开始的自我对立及其不断的扬弃，是有宏大的目的论作为根据和归宿的。这种目的论在反思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伟大的和必要的，但在现实行动的意义上，它无法提供有效的指导。终极性的目的论必须让位于对现实的具体研究和具体判断，因为现实的人现实地生活在既非开端也非终结的过渡性的现实中，这种现实充满了各种具体的矛盾，这些矛盾需要行动中的人做出明智的决断。现实态势是不等人的，决断也是不容拖延的，在这种情况下迂阔的目的论就显得既无必要也无用处。换言之，对于革命行动中的人来说，终极目的的考量固然重要，但对当前现实冲突趋势的把握也必不可少，人类需要有远大的目标，但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具体地做。列宁曾指出：“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④ 这就把那种反思性的哲学理论一下子拉到了现实斗争的场景中来，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党派斗争的法则和技艺。也只有这样，辩证法才能成为革命的代数学，才能时刻用来判断多变的现实局面，并迅速作出决策。 也正因为列宁的辩证法是在这种具体的斗争环境中形成并服务于革命斗争的，所以列宁并没有写下系统的理论化辩证法著作，后人汇编而成的《哲学笔记》只是列宁在不同时期研读哲学著作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时所作的笔记的汇编，并不是系统的辩证法著作。从系统的理论工作的角度看，列宁的这些辩证法观点通常比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这样的系统著作要更为晦涩、更为零碎，也难成体系。但是，当辩证法彻底成为实践技艺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必具备体系的，相反，体系性的整理和表述既有教条化的危险，也有沉迷于逻辑圆融而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弊端。甚至可以说，当黑格尔辩证法中笼罩首尾的总体性目的论被悬置后，辩证法的具体内容也就不应当再体系化了，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等模式必须成为高明的处理经验事务的实践技艺。列宁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⑤ 这种理解并未奢谈一物为什么要分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这类目的论性质的问题，而是径直把这种分裂当作现实的实践前提，它也没有妄揣涉及矛盾斗争的终极的目的问题。像马克思一样，列宁并没有墨守黑格尔的成规，这本已不必多说，我们在这里强调列宁与黑格尔的对比是为了突出和映现列宁辩证法思想的非反思性，或者说实践技艺性。只有仅仅从理论哲学的角度出发，才会把列宁的辩证法理解为一个遗憾——理论的遗憾，但它在实践中却表明是一种有效的“革命代数学”。 二、辩证法的新世界历史立场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不同的现实为背景的，其中主要是法国的革命和英国的工业，而这些又都与落后的德国实际相映照，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是由几种不同成分构成的，即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其实这里暗藏着一种后来为列宁所洞察并加以卓越利用的差异性，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均衡性，列宁在1915年就机敏而创造性地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⑥ 这可以说是后来十月革命这一历史性实践运动在社会生活形势判断上的最主要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就此写道：“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也不能不是这样）。……革命是不能按定单或协议制造的。我们知道，形势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别落后。”⑦“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是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整个欧洲大陆走向历史上新的生活时，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⑧ 列宁在这里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未曾看到的社会运动方式，看到了更多仅仅局限于西欧状况的人所没有看到的社会革命前景。由此可见，辩证法作为社会行动技艺是比它作为理论更加难以恰当把握的。列宁虽然是精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在行动技艺方面并不总是高明的，早在十月革命前10年，列宁就辩护性地承认：“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⑨ 一样是唯物主义者，一样是辩证法的运用者，列宁确实在对时代形势的理解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有重要的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俄国尽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特殊案例，但他们对社会历史运动的把握主要还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英、法、德是他们主要的考虑范围。但是列宁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⑩ 这是列宁1913年所做的论断，其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俄国的事件已经成为划分世界历史时期的界标，俄国再也不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个别情况。不仅如此，在第三个时期，土耳其、波斯、中国都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列宁还具体提及“伟大的中华民国”，这种世界历史景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尚未存在的。在这种极为广大的世界历史图景中，列宁认为亚洲的社会革命运动还会转过来推动欧洲的社会革命运动。列宁还极富预见性地把欧洲比喻为“一桶火药”。历史表明，俄国和中国此后更加显著、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世界历史，改变了世界历史。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中，列宁十分深刻地指出了微妙的社会运动的辩证法：“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以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11) 这实在是卓越的辩证法技艺!列宁实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技艺的创造性发展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实际印证了列宁的上述论断：在俄国，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以及随后诞生的新中国也印证着列宁的论断。辩证法作为技艺，虽然必有传承，却不能无所变化，这也是实践技艺的奥妙之所在。 三、社会行动主体高度组织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娩出新人类社会的行动主体是无产阶级，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革命作用，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然而第二国际的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都表明，各国无产阶级还是具有并且受制于自己的“小我”。要让无产阶级真正担负起世界历史性的使命，除了阶级意识的启蒙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虽有考虑，但是在组织上却并未过多参与，而第一国际的解散、第二国际的蜕变都从反面显示出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对于世界历史革命是多么重要。列宁对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也是辩证法作为社会行动技艺能够落到实处所不可或缺的环节。1904年列宁就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12) 自列宁以后，我们不难看到，只有组织性极高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有所作为。组织涣散，事业必定瓦解。由此可见，既然需要社会行动的主体来承担社会改造的使命，那么这种行动主体的组织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必须有效地加以解决。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列宁的见解及其实践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有效地组织起来了，自觉的无产阶级完成其世界历史性的使命也就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了。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实践技艺的辩证法对实际生活的介入并不是抽象的介入，而只能具体的介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经常考虑他们那个时代德国的特殊状况，一方面看到德国的落后，一方面也看到德国的优长，他们认为德国的辩证法传统对于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列宁也是在对欧洲社会运动状况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研究之后，才特别就俄国的问题和出路做出具体判断的，他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俄国的落后中发现了行动的契机。所有这些情况都不能先验地规定，用列宁的话说就是“革命不能按定单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作为技艺必定要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自觉。列宁和黑格尔一样同意抽象的真理还不是真正的真理，真理只能是具体的，但是黑格尔是在反思的体系的意义上说的，而列宁则是在社会革命行动的意义上说的，同一个“具体”，含义却不相同。 同时，随着辩证法的技艺化，历史所具有的含义也渐渐发生着变化。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场所，辩证法因而带有也必然带有厚重的历史感。而在辩证法技艺化的过程中，历史的意义也会变化。黑格尔曾对东方社会有所讨论，东方社会历史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有助于完善精神辩证法本身的反思逻辑。马克思也对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有极为精深的研究，不过却不再是为了完美的逻辑，而是为了确定更可行的社会改造路径。列宁更是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具体研究，尤其是俄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在社会革命行动的需要下也越来越呈现出明智行动的参考手册的面貌，这也使我们能在更为深刻而不是世故的意义上重新透视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这一格言。 注释：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③ 同上书，第141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55页。 ⑤ 《列宁专集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48页。 ⑥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⑦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69—570页。 ⑧ 同上书，第791—792页。 ⑨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⑩ 同上书，第61页。 (1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262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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