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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经验主义导致强硬”给我们的警示教育是什么?

2014-1-6 23:4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7| 评论: 0|原作者: 岳青山|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岳青山:安培“经验主义导致强硬”给我们的警示教育是什么?时间:2014-01-06 12:18来源:作者:岳青山点击:44 次日刊《选择》8月号登载题为《安培危险的“自以为是外”》一文认定,“安培的经验主义导致强硬”,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警示。要想正确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不可须臾离开唯物史观这个望 近一年多来,日本首相安培不顾中国及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愈演愈烈,要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横蛮嚣张达于极!试问,安培为何 ...

岳青山:安培“经验主义导致强硬”给我们的警示教育是什么?

时间:2014-01-06 12:18来源: 作者:岳青山 点击: 44 次
日刊《选择》8月号登载题为《安培危险的“自以为是外”》一文认定,“安培的经验主义导致强硬”,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警示。要想正确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不可须臾离开唯物史观这个望
      近一年多来,日本首相安培不顾中国及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愈演愈烈,要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横蛮嚣张达于极!试问,安培为何如此嚣张“强硬”呢?日刊《选择》8月号登载题为《安培危险的“自以为是外交”》一文认为:“安培的经验主义导致强硬”,很值得一读。 此文说的是:“由于前一次执政的‘成功经验’,使安培本人确信‘如果坚持强硬,中国就会让步。” 这里所谓“安培的‘成功经验’也就是2007年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中方的会谈。当时,日中关系比前小泉执政期间有所改善,但由于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变得险恶。中国方面在会谈当天开出条件,要求日方确认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而安培明确回应:‘如果这样,我们将拒绝会谈’。最后中国方面作了让步。安培从此开始确信其强硬姿态的正确性。”所以,《选择》得出结论:安培的“经验主义导致强硬 。”(《参考消息》2013年8月15日)
   应当看到,中国当时“开出条件:要求日方确认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理的、正当、必要的。因为李登辉在台湾地区所谓总统任内,就明目张胆抛出过“两国论”,公然亮出台独分裂中国,造成台海严重的局势;祄。随后又在国民党内部使出“阴招”把政权拱手“送给”了民进党,下台后还组建臭名昭著的“台联党”,妄图朝、野联合实现台湾独立。而为了取得日本“外应”,便于2007年5月正式访日。此前,我外交部曾与日本政府再三交涉,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按照中日建交的原则,妥善处理李登辉访日。但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安培热情接待李登辉访日。更为恶劣的是,李登辉于6月7日还参拜了供奉有日本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我外交部一再“表示强烈不满。”在这种严峻的事态面前,我国“开出条件,要求日方确认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原本是理所当然的原则立场,安培却“强硬回应”,叫嚷:“如果这样,我们将拒绝会谈”,实在横蛮无理!谁知我国竟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委曲求全,“作出让步。”于是,安培就从此“成功经验”中悟出中国欺软怕硬,“确信”日本“如果坚持强硬,中国就会让步”,并“开始确信其强硬姿态的正确性。”“《选择》此文认定:“经验主义导致强硬 ”,实非孔穴来风! 这个外交事件尽管发生在上届领导集体时段,但它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至今仍值得外交当战线的决策者们好好学习,认真反思,吸取教训! 其一是,当今世界,还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切记不可太天真,不应当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年安培接待李登辉访日,并让他参拜靖国神社会,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变的显现。日刊《选择》所谓安培的“成功经验”导致其今日之“强硬”,其实也只说对了一半。应当看到,今日安培右翼军国主义的出现有其更深层的帝国制度根源和阶级根源。只要这种社会制度和阶级基础还存在,就会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没有这个安培,也可能出另一个什么“静”培,乃至“ 乱”培。这个深刻的教训警示我们,要想正确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善于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唯物史观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是须臾离开不得的法宝;否则,就难免不“如堕烟海”! 其二是,“安培的经验主义导致强硬”再次不容分辩地证明,我国上届政府提出并奉行的所谓“世界命运共同体”论的“新外交理念”,实乃不切实际的梦里空花!
    这种所谓“世界命运共同体”论,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个天花乱坠的描绘。说什么:当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利益交融程度前所未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安危与共、同舟共济、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人家也活得好”。于是逻辑出了“和谐世界”伟大空想,以及“和则共赢,斗则俱伤”对外方针。 然而,那次德国的外交实践的结果如何呢? 我国本着“和谐世界”理念,“和则共赢,斗则俱伤”方针,天真地只要“让别人安全”,别人定会“让自己安全”,放弃了应有的原则立场,可结果呢?除了使安培从中悟出‘如果坚持强硬,中国就会让步”、“成功的经验导致强硬”以及“相信强硬姿态的正确性”外,哪里有什么“和则共赢”、“ 安危与共、同舟共济”、 “要想自己其安全,必须让别人安”等等的影子?。
  其三、只有回归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的正道,才能不断开拓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历来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理念,但决不许任何国家“欺侮我们”。196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针对苏联无端指责中国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偏坦印度,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侮我产,那是不行的。谁也不行。”(《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上册,第226页)因之,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就为我国争得了世界大国地位,开创了中美苏“三国演义”世界新格局。  近一年多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东海冲突中摒弃了世界“运共同体”新理论,同安培复活军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令人欣慰的! (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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