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2014伊始，曾经自称“中间派”的袁隆平，再次就转基因话题开了腔，不过这一次，他在媒体上的形象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欲说还休——“转基因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此语一出，顾准之女顾秀林老师如被雷劈，半晌才吐出几个血字：“反道的，都没有好下场。袁隆平这个两面派，和张启发一样，罪孽，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
虽然我与顾秀林对转基因的观点完全相左，但对袁此次表态却有着同样的不解与错愕。这个对Bt蛋白（抗虫稻核心基因）看起来还一知半解的传统育种专家，为何会对基因工程如此兴致盎然？
还是先从杂交稻说起吧。
不再增产的杂交稻
1976年，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4万公顷，正式走向大面积生产。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年头里，中国人等来了邓小平和袁隆平，据说这两“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
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虽身为“杂交水稻之父”，但全国累计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却并未出自袁隆平之手。
1981年，来自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汕优63”，这个初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10万元的项目，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横扫中国大地，最高峰时期曾经占据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的45%，累积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主要品种的21%（2006年数据）。更关键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杂交稻刚推出便遇到了稻瘟病困境，推广严重受阻，有的地方甚至将几十万公斤种子封存。由于汕优63对稻瘟病的优良抗性，杂交稻才得以真正进入国人的视野。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曾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随后，在1997年时，来自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培育出了“两优培九”，并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直到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及“Y两优1号”才分别崭露头角。
不过正如袁隆平所说，比起个人成败得失，他更关心杂交稻以及超级稻在中国的发展。然而，杂交水稻在中国却已经遭遇多重瓶颈，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疯狂已不可同日而语。
曾经有人说，杂交水稻可以完全取代常规水稻。但根据全国农技中心的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杂交水稻在全部水稻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徘徊在60%—65%左右，从未超过70%。由于耕种便利，在部分地区，常规稻反而有“第二春”的态势。
和种植面积比起来，更加萎靡不振的是单产水平。1991-2007年，中国审定了2000余种杂交水稻品种，且品种更新加快。在水稻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水稻单产却呈现下降趋势。1995年中国水稻平均单产401.6公斤，1998年达424.4公斤，而2003年下降到404.0公斤，倒退到1995年的水平。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自1998年达到省均6.37千吨的产量数据后，中国的水稻单产水平就再也没有过起色。自1998至2003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年下降761.1万吨，其中由于单产下降造成水稻总产下降占23.2%，使水稻总产量年下降176.6万吨。
官方一直宣称“以不足10%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奇迹，如今来看，号称杂交水稻技术全球领先，却以排名全球13位、单产效率仅为前10名国家75%的水稻单产水平养活了这么多人，更是一个奇迹。
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水稻产业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水稻种植面积下降了1%，但总产量却增长了165%。
不过，这种产量的增加，究竟有几分功劳可算在杂交水稻头上呢？
《凤凰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品种和栽培手段在增产中的作用各占50%。由于现阶段育种已到达很高水平，种子技术对于水稻增产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刊登的论文认为“现代改良品种往往需要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和高的物质投入。因此把单产的增加都归功于品种改良的贡献则是抹杀了其他因素的贡献”，作者李海明通过计算得出“大约73%的产量增加是靠投入增加而换取的，而剩下的27%的产量的增长是由品种改良贡献的。”
《财经》杂志则说得更直白——“按照官方解释，组织制度、市场化，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工及物质投入、技术手段改善均是使中国粮食增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则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的增加。”
没错，虽然通过改良各种水稻性状提高单产是中国育种工作者一直不变的目标（从大跃进时代开始，普罗大众就对“亩产”二字魂牵梦萦），但杂交育种与化肥农药哪个对产量促进更有效，恐怕还值得推敲。众所周知，超级稻正是高肥高水的代名词。
一亩水稻千斤重 可惜不能换地种
顾秀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抨击袁隆平时，她却打准了一个要害——“袁隆平院士的路线是追求单产冠军，在技术上搞的是专种专肥，这里有一点锦标主义，适宜的范围很小。只要想一想：中国有高产田有低产田，增加粮食供给，低产田、低产区的潜力最大。袁隆平的锦标赛模型不尊重各地栽培条件的多样性，一味地用专种专肥造锦标，不关注在中低产地区普遍性提高单产，这是取巧走捷径、走旁道，不是走正道。”
没错，以亩产926公斤的“袁氏超级稻”为例，不仅需要高肥高水，还必须人工插秧、七天一打药、人工除草和量身定造的“配方精确施肥法”，总之“不能计较成本”。注意，这还是建立在5个农技专家天天吃住在试验田、选田也是选在“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阳光充沛，雨量充足，小环境气候非常适合”之所在的基础上……
难怪有人统计：专家的产量和农民的产量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850公斤的专家产量，到农民种植时能做到650公斤已经不错。
因此，亩产近千公斤的超级稻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剧本——“在水肥条件好、小气候条件好、栽培水平高的地方，选择便于管理、参观的地块建立超级稻百亩示范片，重肥、密植、精管，严格防病治虫，成熟时组织专家测产验收，再通过媒体宣传”。
敢问，这和普通农户大规模种植有什么关系？
这种毛病不止出现在袁的团队，已经波及到整个中国水稻育种行业。2006年时，很可能是世界水稻亩产的最高记录在中国云南诞生，“协优107”超级稻达到了亩产1287公斤的水平。这是什么概念？几乎是中国平均水稻亩产水平的三倍！
后来，袁隆平淡淡地对记者说，他去过“1287公斤”的现场，那里低纬高海拔，日照很丰富，水稻的生长期很长，特别适合水稻生长。在平原地区130多天生长期的品种，在那里是270天，病虫也非常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当地创造了高产纪录，“主要是生态环境特别好”。
“在那个地方可以，但没有办法推广。”袁隆平专门补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