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列宁为工人写作和研究
——录入《列宁是怎样为工人写作学习的》后感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面向工人职员、探讨维权出路、由社会主义者撰写的文章及刊物。于是重温革命前辈如何为工人写作，如何为工人阶级做研究，如何编辑工人刊物，既亲切自然，又有必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近日上传的这几篇《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列宁的编辑工作》《列宁的方针：研究、宣传、组织》，作者是俄国革命者、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由我选自1973年国内出版的《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原书11篇回忆文章，我选了三篇最有针对性的文章，供今天有心为工人写作的同志学习借鉴。结合今日现实，这几篇文章有三个要点值得谈谈：
一、为工人阶级做研究。今天有的人认为要做工人工作，“研究”心态大错特错，工人不需要被研究，因为工人不是动物园笼子中的小白鼠，“研究”心态愚蠢可笑，是“工运服务商”借工运沽名钓誉打出的幌子。工人阶级不需要“研究”，唯有直接行动和组织才是对的。
但我们的革命前辈都非常强调研究工作，他们甚至把社会主义者的任务都归结为“研究、宣传、组织”（列宁这是在引用德国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的话）。这几篇文章也介绍了列宁从事工人研究工作的经验，并且如何与为工人写作结合起来。这些都很值得学习。由此可见：那种鄙薄努力钻研、鼓吹行动至上的论调，看似革命、激进，其实浅薄、懒惰。应该克服这些懒惰的借口，应该勤奋学习、改进写作和宣传。真正要注意的“研究态度”是：我们不谋学术专家的虚名和饭碗，而是作为工人一分子、为本阶级的解放做研究。
二、理论性的宣传，与鼓动区分。今天国内有的人觉得要到工人中发展运动，当务之急是鼓动工人起来斗争。一切理论性的宣传和分析、解释的工作（例如分析新的立法和罢工事件），如果不是为着鼓动工人斗争的目的，都意义不大，甚至是不革命、怯懦的。所以最好每篇重要宣传文章，或者每一期工人杂志，都在结尾或显眼处加上鼓动口号，才够革命、够勇猛。
然而列宁却不是这样的。《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谈到了列宁的著名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
“这本小册子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写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本小册子同那些在目前还大量流行的肤浅的宣传品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完全没有鼓动的词句和号召。但是主题的选择本身就很恰当。这个在当时大大地激动了工人的题目正是工人所关心的。这本小册子是从工人非常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完全以仔细收集来的大批材料作根据，事实的叙述又很清楚。在小册子内所讲到的，拿来说服人的，都不是空话，而是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说得这样明白，这样令人信服，使工人一读之后，就能自己做出结论。”
《列宁的编辑工作》提到，列宁曾经建议投稿作者修改措词，理由是：“有许多过分的‘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克鲁普斯卡娅将之理解为文笔问题，其实还有区分宣传和鼓动的考虑。此文较细致地谈论了这种区分。
为什么要区分宣传和鼓动？个人认为这是使宣传工作循序渐进，让工人有自己思考做出结论的过程，更能让工人领悟斗争的道理。也是为了让更多工人（通过阶级分析和宣传）认识自身利益所在，才更可能自觉选择斗争（鼓动）。急于求成的人，时时刻刻都希望工人立即行动起来，既欠妥，也不可能让多数有理智的工人接受。列宁严格区分宣传和鼓动、注重宣传的态度，值得学习。
三、语言应该通俗化，但通俗不等于庸俗，不能把“工人利益”与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割裂、对立起来。
有些左分子，因为厌恶主流左翼远离工人斗争正道、与上层妥协或陷入改良派泥潭，选择了一条不问政治、只谈“工人利益”的路线。他们编写工人刊物和撰写文章时，精心剔除一切政治话题，觉得工人只需要日常斗争的策略和战术技巧。另外还有一类劳工维权者，他们有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也会向个别工人谈论，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却像避瘟神一样处处唯恐沾染政治，在罢工中尽可能减少工人议论任何政治话题。这两类人都不仅仅是忌讳祖国的干涉，而是认为谈政治空洞无用，还会让政治投机商夸夸其谈。
对此，我们应该重温革命前辈的批评和教导：
“伊里奇为了要把自己的意思更明白地、更好地向工人表达，曾作了许多努力，同时对任何庸俗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缩小问题并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示气愤。伊里奇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
“‘……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
……过了三年（1905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回到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
“‘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掉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
（见《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历史往往在重演。早期俄国工运的经济主义者、排斥政治斗争的人，有些决非不革命，反倒是最努力与工人结合的革命派。但那些坚持原则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仍做了严肃的反对。今天中国也发生着类似情形。今天还没有列宁这样的巨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委屈原则、支持“去政治”的工运路线。
此外，这几篇文字还谈论了如何使写作通俗化，吸收工人写作，如何“加工”工人投稿而不失工人阶级本色，如何严格应对政治上已定型的人、又如何耐心对待犯了错误的年轻作者，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诚然，列宁党的工人工作经验，后来各国工运都有了更多的实践和丰富发展。今天中国的劳工维权运动也早已有所实践（比如近十年一些改良派劳工机构都办有工人文化杂志，少数社会主义者也开始尝试办工人刊物），但涉及斗争题材的工人写作仍处于孱弱的起步阶段，问题困难都不少。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相信能启发、帮助和鼓舞现阶段的我们。
录入者秋火
2013年12月3日写
2014年1月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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