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融保护主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与我国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发展新战略相配合,我国需要实施金融保护主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也就是外汇储备够三个月进口的需要就可以了,这样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金融保护主义是应对货币战争的根本性措施,为了避免美元霸权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掠夺,我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严厉打击热钱活动,为主权信贷的实施创造条件。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就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在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的情况下,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 那么,技术问题将如何解决呢?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的竞争和自主创新,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和市场纵深很大,在创造新技术上,竞争能充分发挥作用。美国经济崛起时期(1820—1914)通过“闭关锁国”铸就自主创新辉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本国的自主创新,正是自主创新才成为后来者技术发展的主要的和的活的源头。美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市场重于技术,没有技术,自主创新可以创造,但如果没有广大的市场,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保护国内高端产业的市场是自主创新的基础。[5]如果把美国和德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对外保护和对内自由竞争”虽然是可以的,但是,自由竞争也有问题,美国在经济崛起的后期社会面临分裂,这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现“进步时代”的原因,因此,国家还是要干预,不能自由放任。 但是,与美国崛起的历史时期相比较,美国当时资源丰富,也没有人口众多的压力,更不存在一种类似于今天美元霸权的“英镑霸权”[6],因此,美国不需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国 际经济新秩序”。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能源相当匮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国通过保护主义新战略和抓住以纳米、生物、新 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主体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在高端产业建立起全面和绝对的领先地位,那么,这就使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 家之间具有了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因此,以中国为龙头,建立一种以俄罗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为统一战线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我国就显得极为必要。
五、破除美元霸权:中国政府的昭昭天命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是破除美元霸权的根本之路。重走保护主义和内需经济发展之路,可以使我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和美元体系脱钩,但如果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配合,我国将陷入孤立地位。摧毁美元霸权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但世 界上有可能与美元霸权抗衡的国家必须有庞大的分工体系和内需市场,在这方面只有三家:欧盟、日本和中国。但是,欧盟不是一种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 实施完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就无法与美元相抗衡;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也心怀怨恨,但日本要仰仗美国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因此只能对美元霸权忍气 吞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才能肩负起破除美元霸权的历史重任,这是全世界人民赋予中国的昭昭天命,是中国造福于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光荣使命。 中 国具备担当破除美元霸权的全部条件:广阔的国内市场;最多样化的分工体系和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为高度一体化的 国内市场作为保证,因此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甚至与 美国经济逐步脱钩,在同时给俄罗斯、欧盟国家讲清利害关系,争做统一战线:与俄罗斯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抵御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遵从平等互利的原则,用 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交换欧盟国家的高技术(但中国不依靠欧盟,高技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出来),并交换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等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 而,在美国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 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像2011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 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 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 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由于战争的爆发而遭到惨重损失。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我国没有必要在他国领土上为了争夺资源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我国也没有必要挑战它的霸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仍要奉行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通过重走保护主义和内需经济发展之路,静观美元霸权的瓦解。美元霸权瓦解后,美国军事霸权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我国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则,坚决捍卫领土完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近 代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提出学习和实行西方制度的主张,但是,结果却发现“先生”总是打“学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 此。中国是一个和善的国家,中国真诚地向世界宣称“和平崛起”,但迎来的却是美国铁拳的教训和周边小国一哄而上地“哄抢”中国。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 崛起”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内需发展新战略以及与俄罗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1]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2]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3]贾根良:《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8期。 [4]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5]贾根良:《美国经济崛起时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6]虽然美国政府在南北战争后,为实行金本位制而逐步废弃了“绿背纸币”政策,这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损害,但由于受惠于1861年至1865年“林肯革命”的其他重大措施的深远影响和高关税保护政策,战后并非有利的金融环境未能影响美国通过狂飙突进的30年工业化而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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