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重庆经验与革命政权的战略

2014-1-15 23:12|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5289| 评论: 17|原作者: 红色中国时评

摘要: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还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毛派（以及其他革命派别）都完全可以通过公有经济掌握一部分战略性资源和行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并且在同时实现相当程度的生产关系的改良，普遍的确立八小时工作制，普遍的让老百姓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校，普遍的推行人民民主。

延安道路，重庆经验与革命政权的战略

水边

一、为什么要思考革命政权的政治经济战略

大家点进来肯定是先看到这个大题目。这题目可以说很多东西，我精力水平都有限，没法像知识分子般弯弯绕掉书袋。所以咱们的开场不妨说的直白一些，我这个讨论的问题是：现如今，给我们一个“独立王国”，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能否管好？

革命是阶级推翻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是节日，革命是学校，革命是很多东西，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你有了政权之后，该怎么办？

有的同志就要说了，你瞎嚷嚷什么，马列毛主义者现在还没有政权呢，你这不是无聊至极吗？但是一个成熟的政治派别（不管有没有在民政局注册），都要有一整套的东西，不仅是革命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什么，也包括对于未来革命道路和前途的清醒认识。没有这些，群众也好，我们的朋友甚至同志们也好，不免就要有抓瞎的感觉。

在红色中国集体过去的分析当中，曾经有对未来局势的判断，我基本同意远航和路石之前表达的看法。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在某些地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你走在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就跟在世界上那些资本主义中心都市一个感觉，这些发达地区，也有着资产阶级最强大的专政力量和最大的同盟军（这里指的是大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和很多小资产阶级）。相对应的，在那些官方一天到晚说要发展要崛起的地方（东北，中部，西部），却明显的被越甩越远，这些地方也有着相对薄弱的专政力量，有着相对较好的广泛群众基础。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总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当中的薄弱国家里面的薄弱地区爆发出来，蔓延开来。有理由相信，以后的局势是从那些“土”的，“落后“的地方首先得到扭转的。

局势扭转的基础条件之一，肯定是中国资产阶级遭受重挫，威风大减，具体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在中央能力和威信扫地之时，群众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派（也包括其他任何有准备有力量的派别）完全有可能拿到一个或者几个地方的政权，而资产阶级又迫于形势无力剿灭之，这就会形成一个红区白区共同存在的全国政治格局。

但是局势的扭转绝不等于全国革命，如果全国革命迅速爆发当然好，但是不能有机会主义，期望我们能像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就拿下全国政权，相反，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未来的道路可能是长期的，要做好跟资产阶级持久战的准备。所以我们并不是局势大变动之后，就能站在20世纪50年代，像毛主席一样从容部署三大改造，大跃进，文革等等，而是要早的多。那么，毛派到底要怎么样经营未来的革命政权？

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就是，一个革命政权怎么处理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要忘记我们还没有全国政权，全盘推行公有制是不现实的，冒得是自己后院起火和把全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得罪到底的风险，自己政权的经济可能就要出大问题。从实际角度来说，直接搞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不是一个可靠的选项。

但是，如果你不直接搞社会主义，那该搞什么？什么都不做？记住，全国人民也在看你的表现，如果你没有让老百姓觉得你这个政权的确好，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觉得你的政权实际上和其他地方也差不多，那么不管你的口号喊的多高，革命政权的革命两字也就可以去掉了。

说到本质上，这个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汪洋大海包围的情况下，红色地方政权要一方面切实解决自己的财政和经济问题，为此要妥善处理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老百姓要的确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改善，政权要得天下民心。

我想，这不是一个空想的假问题，反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真问题，也是一个过去历史上很多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解决过的问题。说到这里，毛主席是富有这种持久战经验的，我们不妨从主席那里取经。

二、延安道路和重庆经验

大约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长征以来一场大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危机。本来长征结束之后，跟国民党二次合作，中央政府发工资了，各路进步人士捐款送东西了，一时间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政权过得还不错。从1937年到1940年，外来经济援助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约七成以上。但是到了1941年，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国民党彻底撕碎了其伪装，封锁了边区，这下子，不光“中央”不给钱了，进步人士的捐款也进不来了。毛主席曾经描述过：“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外面有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里面则是非公有制占主体成分，又要养活几万机关人员，几万军队。这该怎么办呢？

当时党内有这么两种声音。第一种，认为要搞“仁政”，休养生息。听起来不错，其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搞财政紧缩，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千万别加重农业和工商业的负担。第二种，反过来要加税，甚至直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财产，要加紧搞重工业建设，一切为革命和军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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