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重庆经验与革命政权的战略

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认为这两种都不对，他先批评的是有较大迷惑性的第一种。这个所谓的仁政，其实就是捆住共产党的手脚，没有办法实施革命政策，比如支持抗日，改善民生。没有这些，边区政府就成了摆设，外不能御敌，内不能治理，也就是混个温饱，真如毛主席说的，不如散伙算了，因为这种仁政说到底是施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了，也是施到一切敌视共产党，反对进步的势力身上去了，实质是保守主义。第二种思路的出发点是好的，没有放弃政治目标，但是过于鲁莽，过分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毛主席说这是竭泽而渔，搞得跟国民党没差别了。

跳开具体的环境，毛主席的思考仍然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我们思考过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有重要指导意义。任何一个革命政权都要执行革命的政治，这就要求实现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过去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现在你得让老百姓得到这些实在的好处，这些都是要财政作为后盾的。钱从哪里来？至少税收不能不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上开刀，要是你跟他们搞“仁政”，拜把子，那么政权就变质了。但是要想让资产阶级割肉，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近三十年在世界上流行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主张历史已经终结，你别无选择，只能为资本的利益服务。比方说，如果某个政府站在工人一边，或者保护环境，这就是增加了资本的负担，那么资本就会跑到别处去，该地方的经济就会衰落，人民也拿不到好处，政府就好心办了坏事情。这个逻辑的意思就是，不管你的政府叫什么名字，到头来，都不得不为吸引资本努力，必须打压劳动者，否则就要垮掉。

新自由主义是彻底反动的，但是其逻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很可能成立的。如果我们的政权的确处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那么一旦我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割肉，就可能有相当程度的负面后果，如果没有配套的政策，就要坏事。

毛主席在许多年前，就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能跳出前面两种选择的新思路，简而言之，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由此就做到了，一方面反对保守主义，反对仁政，另一方面又能与民休息，“公私兼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发展一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公有制经济。这在陕甘宁边区，主要包括粮食和盐。在这之前毛主席不是没有发动过搞生产，但是奈何时候不到，没人要听，不过情况变化之后，毛主席发动的大生产运动就马上执行下去了，边区的粮食生产基本实现了逐年增长，1941年粮食产量跌到145.5万石，到了1944年就增长到了181.7万石。同时，政府开始抓住了盐这个垄断行业，盐是边区少数有战略地位的资源之一，在1943年，出境的盐就占边区出口总值的将近一半之多。

有了战略部门在手，就能够有效的保障关键物资的供给，保证了政治目标有财政基础，而这一点又能够反过来减轻政权对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依赖。这一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包括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负担），促进了经济发展，二来，革命政权也少了讨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必要，这就彻底甩掉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

在这样的路线指引下，不仅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繁荣起来，这都成为了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下表是1941-1945年边区税收的来源，其中农业税逐步降低，而工商业和盐业则提供了巨大的新增收入，这些就是毛主席发展公营经济搞大生产的直接成果。

有了这个“保障供给”，革命政权就能够有底气搞生产关系的改良，在边区主要体现为“减租减息”。这个改良方案实际上是和大生产一起真正发动起来的，之前就有方案，但是到了1941年才真正开始推行。这样的进步政策，让边区政府受到劳动者的坚定支持。

所以，一部分关键的公有制经济，就能撬动整个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力量能发展，老百姓就能得好处，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种剥削阶级得收敛起来，但是也过得不坏（尤其跟国统区日占区比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陕甘宁边区能够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打破封锁，经济迅速出现了复苏，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人民又普遍的爱戴这个政权，可以说为后来的全国解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当代，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子？当然有，而且近在眼前，薄熙来领导下的重庆，就是一个好例子。在中国当代条件下，重庆的政权是进步的，在整体资本主义大环境不变，甚至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情况下，薄熙来能够主动响应人民的呼声，打破部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真正限制资本，真正改善民生，得到人民拥护，经济上也做得颇为不错，这是很了不起的。有些同志彻底忽略，甚至否定重庆经验，这些人没有意识到，重庆经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值得各个革命派别学习，如果毛派去执政，能做到薄熙来这样，经济不垮，人民拥护，我看就完全可以算是及格了。

薄熙来治理下的重庆整治了一批不法资本家以及依附于他们的黑恶势力，又坚持唱红歌，地方风气为之一新。重庆还做了很多民生建设，真正做到了实处，老百姓得到了好处；与此同时，重庆的国有资产规模和总体经济都在不断快速增长，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罕见的。

能做到这些成绩，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薄熙来用国有公司抓住了几个战略性的部门，比如土地和金融，确保这些收益落到政府手里。这几个部门给政府创造了巨大的收入，使得其有底气降低税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能得到好处，从而刺激经济；而在同时，也有能力去搞各种进步的社会政策，给老百姓以实际的好处。

一些学者曾经用各种新理论去套重庆经验，我看没有必要。重庆经验在其本质上是延续了延安道路，都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情况下，地方政权探索出了在执行进步政策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这么一条道路。这当然是一个改良的道路，但是我们应当要看出其非常有益的内涵，看出其如何为以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            向全国革命过渡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头的问题，那就是毛派取得局部胜利之后的战略是什么。在回顾了延安和重庆的历史之后，我想有这么几个抽象的可以说说。

第一，局部胜利之后面临的局势，很可能是资本主义还广泛存在，但是资产阶级遭受巨大打击，中央政权力量缩小，使得我们完全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政治上对此有准备，有思考。

第二，如果说唱红打黑是重庆曾经的运动口号，那么毛派的运动口号要往前一步，必然要包括清算私有化，清算一批罪大恶极的侵吞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罪犯，清算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僚，清理地方上依附于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各种黑恶势力。不如此，人民就不会起来，不会信任革命政权。

第三，哪怕是在资本主义还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毛派（以及其他革命派别）都完全可以通过公有经济掌握一部分战略性资源和行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并且在同时实现相当程度的生产关系的改良，普遍的确立八小时工作制，普遍的让老百姓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校，普遍的推行人民民主。

第四，一方面世界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矛盾还要继续加深，另一方面，我们有了“社会主义边区”，给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有一个表率和示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了扎实的逐步获得更大胜利的机会，并且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获得更大更深远的胜利。

本文中提到的延安的历史，主要来自于：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选 第三卷

闫庆生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庆的历史经验，见

崔之元，“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富与藏富于民并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