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是从高层到民间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环球网推出【聚焦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专栏，该栏目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历时六年，似乎也应验了“帕累托改进”。但争议和阻力依然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怎样化解。 以下是【聚焦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列出的文章标题或文章摘要： 温家宝：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存在 将从三方面解决。温家宝称，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一定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调查指全国有1亿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低于父辈 人民日报连发四文聚焦国内收入差距问题 专家称收入差距达23倍 行业差距扩大最突出 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三大走势：缩小差距需深化改革 宗庆后谈收入分配：国家少收点税 企业多发点钱 付小为：需防以提高国民收入为借口制造新的不公 沙元森：民众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 王建铆：中国已是人均中上收入国家 权威声音 温家宝: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13日表示，要采取有力措施，包括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来逐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并指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 我国收入分配现存问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07年时达到3.33倍的高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 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人民日报：劳动收入占比降低 症结在行业垄断。导致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不合理因素，主要是垄断行业利润大幅增加、服务业税负较重和就业不充分。垄断行业利润主要用于再投资，资本收益就会挤占劳动收入。 经济参考报：把收入分配提到改革成败的高度。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一大顽症。这种两极分化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经济参考报：基尼系数达0.5 社会经济处危险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经济参考报：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社会风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 D 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劳动收入比重下降 在全国范围也是如此。全国总工会日前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等等，等等。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万类霜天竞自由。看得读者眼花缭乱。可是看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仍然搞不清楚我们将要如何改革分配收入体制，如何缩小国民的收入差距。比如人民日报认为“劳动收入占比降低 症结在行业垄断”，就令人糊涂。劳动收入占比降低，公认的原因是原来坚持的“按劳分配”被改成了“按要素分配”，甚至异化成按权分配、按资分配。怎么突然又钻出一个“症结在行业垄断”？凭什么说劳动占比降低“症结在行业垄断”？又据说，改革分配体制有个重要措施就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可是我对此非常怀疑。怎么个提高法？政府发个文件？下个通知？常识告诉我们，政府发的文件最多在政府管辖下的那一亩三分地里起作用，甚至连规模大一点的国有企业都是指挥不动的，更不要说浩瀚如星海的民营企业、个私企业了，哪个老板会把政府文件放在眼里？政府发文件的结果无非是让政府工作人员趁机又提高一次工资而已，对广大民众有多少实际意义？而且，所谓的“劳动者报酬”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字眼，农民工的工资是“劳动者报酬”，再就业的下岗工的工资也是“劳动者报酬”，马明哲这种日薪18万的高管们的工资也是“劳动者报酬”。那么，官员们鼓噪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到底打算提高些什么，他们说得清楚吗？ 所以我说，在分配领域里，政府的“鞭长”已经非常有限了。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政府已经力不从心。政府的权威普遍被非公经济所藐视。同时，由于在劳动监督部门，在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在法院，政府的屁股常常坐在资方那一边。导致在非公经济就业的打工者，普遍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好在，人们对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抱有希望。有学者指出：“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这本可以成为政府大有作为的领域。可是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并不能让公众满意。百姓关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的抱怨一直没有停歇过。再比如，退休双轨制受到万众痛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政府本是有能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事实上却没有。 环球网【聚焦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专栏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历时已经六年（到现在已经７年多了）。然而，6年来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人人有目共睹，何需多说。根本原因在哪里？以普通民众的眼光看过去，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能力做的，却不做，或消极做；政府没有能力做的，却勇于许愿，勇于承诺。结果是画了挺大挺美的大饼立在那儿给人以视觉的满足，而该做的也有能力做的，却抛在脑后。据说，今年，2012年，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攻坚年。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我们再来看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是有所缩小还是继续扩大。我们都看得到的。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到的。到时候看看某些人又怎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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