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永恒的旋律，从来都不是始于某独立点的特殊事件，更不是只属于个别实体的静止事件，当然也不可能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产品，它是全人类的基本动作和规定动作。

　　中国把某个时间点定为改革的起点既不客观也不合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人的思想混乱与情感撕裂，新中国在某个“时间点”之前，改革的力度和创新度丝毫不亚于之后，产生某些错觉的原因除了国际封锁引起的贫穷之外，还与国家战略重心的着力点变化有关。

　　每句话不离“改革”的宣传语境已经让“改革”在国人心中表现为庸俗化和负面化，甚至在部分人心中产生抵触情绪，用“改革的行动”代替“改革的口号”已成为必要，只有行动的结果才能树起改革的正面形象。

　　本文意在讨论良性改革的可能道路，希望不要被误读成改革的杂音。

　　一、“改革”被政治化，投机者众

　　中国人现在一提改革，就想到1978年，好象新中国成立的前28年静止不动，好象新中国一直在延袭民国老路，好象新中国完全是主动的封闭僵化，没有人强调国家战略重心的客观原因。事实上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进行大力度和空前有想象力的创新实践。导致国民产生“改革时间定点”错觉的是政治考量，“改革”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政治色彩，“改革”被误读成社会道路和国家制度，“改革”的表述甚至成为政治角逐的关键词和口头禅。如果把这种语境转移至国际场合，中国人的“改革”已经成为向世界表达决心的保证书。很显然，如此不正常的引导和宣传已经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整体感和国民思想的完整性。

　　在多年前，我最早公开专文论述引起国人误会的“改革”和“开放”，坚持认为改革就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和实践态度，它是所有不同性质国家和实体拥有的共同工具，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独立实体的专例。1978年之前，中国的物质落后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而是战略重心的必要选择导致国际封锁对中国产生的阵痛，到了70年代就已经大为好转，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如果硬要说1978年以后是大改革，只能说在开放力度上做了空前的提速，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中国的战略能力已经具备了安全保障。没有这个前提，即使更早加大开放力度，现实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微不足道的，近几十年的实事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个结论，尤其是今天。1975年，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斯普拉卡诺在其著作《亚洲及其前途》一书中就指出：拥有强大威慑力并且有灵活神秘的外交，中国必将成为亚洲的最重要强国，只希望它不要成为唯一强国。

　　过去的已经过去，剔除“改革”身上的政治气味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已经不需要通过某个“口头保证书”走向未来，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驾驭自己的未来，维新变革的轨迹会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只有剔除政治气味，才能更好地弥合社会分歧，只有剔除政治气味，才能把新中国和整个大中华有效统一，既不需要争论“两个互不否定”，也不需要盯住“毛邓之矛盾”，“实干兴邦”就是最理智的选择。

　　“改革”既然是永远进行时，就用不着天天挂在嘴上，世界其它国家都不挂，为何独只中国挂?是不是说其它国家都固步自封了?不念叨改革是不是就意味着路线错误?

　　本来说好了要坚持“两个不否定”，但主流官方媒体却不厌其烦地宣传“辉煌35年”，着重强调改革之必要，那言下之意就是新中国前28年没有践行改革?然而，需要质问的是：前28年若没有大力度改革，社会主义框架是如何构建的?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如何构建的?中国的硬实力是如何构建的?中国大陆如何代表全中国站在常任理事国位置上?中国的战略威慑力有哪一样不是在前28年奠定基础和实现跨越的?前28年没有基础的战略产业，后面有几样能独立自主?没有硬实力，中国敢在今天划出“东海防空识别圈”吗?没有硬实力，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不就是一个看客吗?媒体为什么要刻意制造国民思想分裂?为什么硬要搞“否毛否史”?

　　要想国民不陷入是否要改革的无谓争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对“改革”这个名词去政治化，不去政治化，改革的形象必然模糊，不去政治化，新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社会就会被撕裂，不对“改革”正形象，改革就无正能量。如何去政治化?很简单，不再把新中国切段介绍，以后所有的论述都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统一口径，不重点强调其中任何一个节点与过程的成绩，也不刻意夸大某个过程的损失。

　　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一件件落实就是最好的改革，与是否把“改革”这个词挂在嘴上无关，无须开口必挂“改革”，“改革”不能成为投机者的工具。不管你什么派系、什么立场、什么国家，你都得改革，不改革就是倒退。

　　二、“改革”跳进陷阱，失利者众

　　改革本是全民共同的任务和愿望，但是，改革的结果却没有让全民共享，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中国近几十年的新型变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权贵性，一班新人完全取代了前一班人的位置，主导权彻底易手，改革的方向和作用力带有明显的联合性质，并因此闹出了一阵“不愉快”，之后又作了重新调整，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权贵主导的轨迹，仍然是服务于权贵壮大的目标性改革。

　　其次，近几十年改革最短板的一项是国际共享掩盖了国民创造。说邓先生是改革的设计师之一，并不是从改革的深度而言，而是从改革的表象而言，他的秘密在于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放出去，把国际上想占领这个市场的强国引进来，并且把中国自己的一整套独立自主体系关停并转。对市场如饥似渴的西方国家大方送给了中国繁荣的“现代科技新产品”，轻松地击垮了中国为数众多的自主产业。看起来十分丰富的短平快商品市场因为其内涵不具有自主性，因而也就不具有较高的回报率，它仅仅只能满足国内少数人从中攫取丰厚利润，多数人只能获得不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增长率。

　　最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设定了有限的自由。如果完全自由，是弱肉强食，虽然残酷，但也算相对公平，但是，有限的自由往往会对多数人不利，能获得这个“特殊权利”的人数往往也很有限，最后，它必定会产生一个“有限效应”：极有限的人大大超越社会平均水平，大多数人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央一直强调缩小两极分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薪水平，然而，无论姓公姓私的单位，一概不予理会，两极分化不断拉大，职称差距和职务差距越来越突出，领导手上的权力是很自由，群众的说话权没自由了，你反对，可以，走人吧，反正中国人多。这样的改革不具备人民性。

　　如今的中国，“改革”的呼吁权和设计权可以毫不回避地说已经脱离了群众路线，媒体全被资本掌握，官员大部分被资本要挟，市场大部分被资本控股，人大代表也有被资本掌控的嫌疑，无论哪一波改革声浪都是资本吹出来的，无论什么样版本的改革模式都是由资本先炒作后实施的。普通老百姓，先被媒体清洗大脑，然后看着执政者按照呼声走，于是就大呼“执政为民”好!殊不知，改革的成果从来都是最先满足骂政府的那帮人，而不是另外一部分忠诚者。

　　这些资本拥有者和为资本服务的人为什么得利反骂娘呢?道理其实很简单：“改革”的口号是一个陷阱，“改革”的目标是一个秘密，“改革”的成本是一个骂娘理由。先挖个陷阱让你掉进去，实施后先把好处捞到手，其后又再往陷阱中铲土，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集中攻击，为下一次“改革”找准借口，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填饱这些贪婪者的胃口。举例讲，任志强就是2003年中国房地产政策转向的参与者，结果，他这样的人骂娘骂得倒是最多，好处当然也是有目共睹的，吴敬琏先生也是批评改革最多的经济学家，殊不知，他在近几十年一直是改革的参谋和设计者，当然他也属诸如“天则研究所”中的人。

　　这些权贵和权贵的代理人有没有终点呢?没有。正如他们对“改革永远没有终点”的定位一样。改革确实没有终点，但是，人民理解与权贵理解完全不一样。人民认为改革没有终点，是因渴望改革可以使社会公平、正义、共富早日实现。权贵强调无终点的目标是：挑战政府到底，让共产党政府完全被牵着走。张维迎等先生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若干预市场规则，企业家就要敢于挑战政府。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规则该由谁制定?若由政府定，会被定性为政府干预市场，若由企业家自己定，则多数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套举世公认的规则，现在精英们能打的牌只有“自由主义”的口号，也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政府怎么改，无论你改到什么程度，他们一定还是要骂娘，并且会越骂越有气势，因为他们的实力会在无休止的改革中不断壮大，直到共产党政府不能主动制定自己的政策。一场被绑架的改革，其形象不可能在多数人心目中正面化。

　　在经历西南事件后，有人曾分析说：往后，资本家再也不怕政府的官员了，资本为大的时代到了。是福是祸?大家不妨多角度全面分析一下。

　　他们确定要分完国企(已经分了一部分，还没分完)，分完土地(盯得最紧，要得最凶)，分完党产国资(正在制造声音)，最后分完决策权(已经公开了目标)。执政者现在满足权贵的改革过程，就是自己不断让权的过程，资本家正在联合组团要权，执政党一年退一步，能退多少年?不敢断定。几十年前，共产党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今天，权贵喊出的口号是：当土豪，收田地。

　　三、“改革”消灭思想，情绪抵触者众

　　中国极右势力攻击极左火力很强，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客观地讲，左与极左都没有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极左在中国只是客观上存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极左群体，在较长时期内，左稍有露头就被官方打成极左，没有昂首的机会。

　　在新的形势下，左翼声音看似得到加强，实则在滑向毁灭边缘，有关方面正用官声夺去民间左翼发言权，快速覆盖掉原民间左翼声音，甚至在打击原左翼代表人物，留下一些见风使舵的两边倒抱腿分子。官方发左声的学者其实都是因势临时受命，这些人骨子里没有立场，一旦时机转变，官方调子变了，左也就彻底完了。

　　左翼最大的问题在于幼稚病普遍，容易被哄服，乐于接受虚幻的承诺，有较简单的满足感，当他们一边接受抚慰的时候，另一边就平民利益不断被侵蚀的时候，最终必将群体性失去影响力。

　　左翼力量中存储有大量的理想社会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宣传者，是中国爱国群体中最执着最具民族性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一定拥有西方经济理论上的优势，但绝对是中国固本清流的依靠力量，消灭这部分人，必将动摇国家的稳定根基，“改革设计”如果想从实质上消灭起平衡作用的左派思想者，其结果将是令人遗憾的。

　　显然，目前的“改革”有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消灭左翼的潮流是由资本推动，由权力方代为执行。不管什么性质的左翼人士，在权贵看来，全都必须扣上“极左”的帽子，只有这样，政府才能下决心狠打痛打他们。

　　部分公知和权贵说：现在改革杂音太多，阻力太大。他们把矛头指向左边，以为改革清障为由要求官方消灭这股力量。是真想为百姓设计出致富之路吗?不然。过去没有设计好，未来也不可能靠他们设计好。他们的“阻力”是指左翼挡了他们发财的大路，而不指向真正的权贵阻力，搬掉石头的最好手腕便是制造执政者与“石头”之间的碰撞，然后携手共碎之。碎尽了，阻力也便没了，“改革”便统一思想了，新一次瓜分大潮就顺利来临了。

　　若真消灭了左翼整体，那改革的正义性还可能存在吗?改革的形象还可能正面吗?改革可能不遭遇抵触吗?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肯定是病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