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可以持续吗？

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这使得我不得不去考察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 经济学家提出要将中国剩余的国有企业统统私有化，以此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曾问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什么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 题呢？他回答说：国有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太高了。但在我看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是有联系的。中国1980年代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在0.3以下；然而自1990年代起， 这个数字开始增长，到2012年达到了0.474。随着收入份额不断从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的手中，国内消费的需求相对于GDP肯定会不断下降。虽然有钱 人用很多钱去消费，但是与中低收入人群比起来，他们只是将收入中较小的比例用来消费。随着分配不公在1990年代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快速增长， 就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方式实现。因为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向由投资拉动和继而由投资和出口同时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不断增 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为什么在1990年代收入分配不公开始增长呢？虽然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缺少调节分配不公政策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必然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的持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5年内，美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还缩小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自 19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开始放松，许多公共领域开始被私有化。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收入分配不公在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在2007年，最有 钱的1%的人，其收入占整个国家所有收入的比例高达23.5%；在2009年，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候的 水平，最富有的0.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而在政府对经济积极调控的1950和1960年代，该比例仅为10%。

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如何降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呢？那些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私有化从而降低分配不公的人，其建议正好与历史经验相反。虽然在国企中，高管人员与普通工人 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但这种收入差距比起私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又是比较小的。如果国企私有化的话，这些企业中的管理层与工 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我的三个博士生都来自中国，他们正在研究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收入的差距，他们使用了“生存工资”的概念。所谓生存工资是指，可以使人过上最低限度 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工资。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国企中，工人的工资只比生存工资略高一点点；而在私企中，工人的工资比生存工资还要低三分之一。因此，我 认为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目前，投资占GDP的30%，而政府购买占GDP的20%。30%的投 资，对滋生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足够了，45%的投资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那些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中低收入者手中。但是这就需要国家出 台新的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说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

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工资也都是非常低的，仅仅够生存。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 和欧洲的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工人收入的上升。美国和西欧的工人之所以能提高待遇，是因为他们组织了工会与资本家做斗争。今 天，中国工人为之服务的私有企业主，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这些企业中的工人，除非得到更大的谈判力量，否则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收入。

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中国的家庭把收入中很大的比例用于储蓄，因为所谓的“三座大山”：医疗、 高等教育和养老。如果中国政府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这不仅会帮助普通民众有更高的收入，从而带来更高的消费，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行成功 的转型。

除了GDP的比例不正常的问题之外，中国还面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既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的，也是在环境上可持续的。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转型上了及时一课

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并修正其混合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私有企业，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完全向自由市场转变，那就会变更既有的经济模式。苏联改革的失败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上了非常及时的一课。

在1980年代的末期，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个改革以“新思维”而著名。新领导层一开始希望得到混合的经济模 式，既有国有企业，又有私有企业，既有计划，又有市场，但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1987年到198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从1989 年到199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社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开始对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越来越不满，并希望转向将国企快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战略。鲍 里斯·叶利钦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而这种快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那些主张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够避免中国经济停滞的声音，在决定中国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 利的话，那么结果将与他们所倡导的恰恰相反。如果这种政策在中国得以实施，取代了现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将终止，而且政治动 乱将随之而来。

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混合经济模式，并且做出一些改变，亦即把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平均地分配于整个人口，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可以持续的。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国企一旦私有化，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

提问：自由化、市场化和不公平之间关系是什么？如果市场非常有效和灵敏，那么市场本身的能力能否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大卫·科茨：在我新写的一本书中，恰好探讨了自由化、市场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兴起。在一个自由化的市场当中，强者倾向于变得更富裕，而弱者倾向于变得更贫穷，资本主义总是产生这样的结果。

市场的确需要能够减缓这种趋势的制度，包括政府对有钱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最低工资、政府对工会的鼓励以及收入累计税（指有钱的 人要交比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更多的税）。新自由主义往往说自由化的市场能够使得经济中的不平等逐渐减少，但是没有实际的证据和实际的机制表明市场真的会 这样做。

关于私有化，国有企业相比较于私营企业更倾向于提供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劳动条件，而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倾向于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国企的管理 层挣的钱不如私企的多。在1980年以前，美国经济中的某些部门是由政府密切地监管着的，包括交通、通信以及电力的供应等等。这些部门的工人往往拥有更高 的工资收入，当这些领域私有化之后，这些行业里工人工资下降了大概15%。

比如说飞行员以前在美国是挣钱非常多的职业，但是今天，一些在小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只能挣到刚刚够活下去的工资，你们要知道这些人是为乘客安全负 责的。再比如那些开大卡车的司机，他们原本有着非常舒适的收入，但是在政府调节经济的时期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加入卡车行业，他们的收入随之开始 下降，而且劳动条件也更差了，他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工作更久。我可不愿意在一个为了生存下去已经开了二十个小时卡车的司机旁边开车，这些事例都能支持我 提出的论点。

提高工人工资能够扩大国内市场，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提问：您说要提高工资，但是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还是以比较低的工资为优势，如果靠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GDP的增长？

大卫·科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战略：第一种办法是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样它就可以制造便宜的商品，从而在世界 市场中具有竞争力。这可能会使得企业主更加有钱，但是对工人而言并不好，因为总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实行比你更低的工资标准。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是提供越来越高 的工资，这种方式不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出口，而是追求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

对于小国而言，要实行第二种战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高工资有它的竞争优势。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可以提供高于整个英格兰的工资。后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超越了德国和英格兰。

为什么美国能够在经济中有这么迅速这么大的创新？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工人的工资要高于欧洲。到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特别是没有 什么技能的劳动力，这就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而这些移民还是不够的，就迫使美国企业发展出使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技术。他们必须采取生产力更高的技术，从而 控制总体的劳动力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相信，美国技术进步要比欧洲更快的原因。因为欧洲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比如说你想修建一个重大的 工程，当你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些工人拿撬去修这个工程，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供应的话，那么一种更好的、更经济 的、更有利润的方式就是使用机器。

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发现。中国如果提高工人的工资会具有双重的优势，一方面它能够扩大国内市场，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 模式；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中国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技术的舞台上登上更高的阶梯。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那谁是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品出 口国呢？是德国，德国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工资比美国还要高。

直到今天，德国都是世界领先的出口国，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他们有非常好的、训练工人技术的系统。我所使用的电动剃须刀就 产自德国，这是最好的电动剃须刀。德国的道路是中国应该效仿的，而不是劳动力低成本道路。德国工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 强大的工会之一。按照德国的法律，德国工会代表是直接参加公司董事会的，所以当公司的领导层做出决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考虑工人的利益。

发展工会不光对工人有利，也对中国经济有利

提问：我曾在一篇经济论文中指出，通过政府增印钞票，然后把增印出来的钞票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国民，也就是分红利给国民，这样做可能更加现实一点。我想请教科茨先生，增加工会力量是否可行？如果用分红的方式，利弊在哪里？

大卫·科茨：我认为中国政府必须给予工会一些权力，如果它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话。我想中国的工人是热爱社会主义的，如果他们能在现行体制下，为更 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话，他们是不会放弃社会主义的。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允许工会真正活动的话，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在工人中会拥有更大的欢迎度。当然这个 问题应该留给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

我并不认为印刷钞票并将它分配给每个公民是个好政策。如果存在大量失业人员的话，这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更好的办法是把收入从较高的人群转移到较低的和中等的人群，这能使得中国的经济达到平衡。当然这样做，在政治上并不容易。

提问：我想进一步追问关于工会的问题。美国和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会是怎样得以有制度上的支持？怎样完善工会，并确保工人的利益？工会的领袖是怎么产生的？

大卫·科茨：在西方国家，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自己选举领袖。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开始变得比较复杂。有一些工会，他们开始退缩，不再为工人成员奋 斗；而有一些工会，他们采取非常民主的方式选举领袖；有一些工会，他们的领袖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拿到很高的工资，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从他们所代表的工人 利益，开始变成这个工会自身雇员的利益，有时候这些工会领袖会非常腐败，他们从公司拿到收入，却不为自己所代表的工人们负责。

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会起着不同的作用，虽然我对中国工会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我极其了解苏联工会的情况。在俄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做出了这 样一个选择，他们认为，既然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代表工人利益的，那么工人就不再需要一个额外的工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在中国革命之后，类似的政策也被实行 了。在苏联，工会在某些情况下的确保护了个别工人的利益，比如说如果管理层想要开除一个工人的话，这个工会会为了这个工人不被开除去做斗争。

现在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并不是国有的，而是被非常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所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在这样一些企业中，的确需要工会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这样做不光对工人有利，也对中国经济有利。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俄国共产党已经形成的既有模式去取得政权。自从中国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根 据自己的理性来独立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之所以显得很有力量的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复制美国模式会产生非常好的结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错误。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