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工人运动应该学习从第一国际到列宁的三大革命传统
整整90年前的今天（1924年1月21日），正是俄国工人革命家弗拉基米尔·列宁逝世的日子，尽管苏俄在他身后不久蜕变成了一个官僚专制的国家（其中有很宝贵的工人民主经验和教训，有待发掘整理），但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一路奋斗的革命工人运动，却包含了许多斗争经验和宝贵的政治启发价值。
今年也是另一个值得纪念的周年——第一工人国际诞生150周年（1864—2014），这是一个各资本主义工业国工人联合起来追求解放的战斗组织（全名为“国际工人协会”），亦是一个国际性的工人革命先锋党的雏形。
对于今天十分年轻的工人运动来说，如果不学习继承前人的一些重要经验，当下就很难走得更远，或者又要浪费精力从头再走弯路“试错”。这次回顾学习，我着重注意到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创建者列宁的革命传统中，有三个非常突出的内容，放在今天中国恰好十分切题，有特别宝贵的重要价值，分别是：工人自主解放和民主集中制，以阶级斗争反对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上述三大革命传统虽然不乏有同志在理论意义上谈过很多遍，但在今天中国现实中却是被歪曲、被篡改、被践踏、被遗忘得最严重的（包括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所谓左翼几乎把这三大传统都丢光光了，干脆拥抱裆国去了）。因此本篇我不只谈理论思想，想更多结合历史实践和今日斗争现实，温故知新吧。
民主集中的工人自主解放
今天中国左翼一谈工人运动，就满脑子“包办替代思维”，例如有某位左翼对我说过：“现在当然要长期扎根工人，耐心做工人的工作，否则将来振臂一呼时，谁会跟你走？”这种人其实根本不懂工人运动是怎么回事。改良派所影响的工运中，由于更接地气得多，劳工机构有很多工作者就是工人出身，还要大量与工人互动，较大程度抑制了精英思想，而且工作方式更接近民主集中制，但是他们工作本身却服务于劳资合作的目的，有很浓厚的劳资调和倾向，而且也远不如工会那样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与战斗性的工人解放传统不是一路的。左翼青年可以与他们交流、合作，从中学到一部分工运，但不可能指望他们复兴革命传统。
第一国际是大量工人群众团结寻求自我解放的自觉开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句工人阶级曾经的经典名言，就出自1864年第一国际纲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一句话[1]。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上，英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呼吁说：“我们要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力量抵制所谓老爷们的利诱和威胁”，而法国工人的答词也充满着工人自主意识：“该轮到我们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了”“全世界工人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建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的害人的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2]第一国际广泛支持各地(各国)工人罢工，促进各地工人的团结，从而又更有力支持工人斗争。
第一国际由各国工人的集会成立，力图囊括当时欧美各国一切活跃的进步工人团体，包括工会和各种谋求工人解放的“劳工NGO”——如工人教育协会、工人合作社、互助会，以及一些工人党派。它是真正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当时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全国性的最大工人组织纷纷加盟第一国际；仅1870年法国，第一国际会员及同情者就有24万多人，与巴黎工会联合会密切联系。鉴于当时工运起步不久，第一国际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工人政党，而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联合组织，但它并不是完全松散的工人俱乐部，而是实行着初步的民主集中制：有充分的思想和讨论自由，包含几种政治倾向的此消彼长，成员保持不同观点、公开影响和竞争，但是国际的总委员会的政治决议或组织任免决定，由多数决定，并具有效力。
随着阶级斗争水平提高，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势必要加强，即思想讨论民主，但行动时要统一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如果不能做到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内部民主，就无法有效团结聚拢所有工人和活动者的积极努力，就不能进行真正工人的、自主的斗争，最终令组织失去活力、僵死、官僚化，也就无法充分地与错误思想斗争。如果不能做到一定的集中，组织就会是民主沙龙、俱乐部或自由论坛，而无法成为反抗强大的资本和国家的战斗队伍。
第一国际开始了真正工人自主解放和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到了列宁的时代得到了更大发展。这方面，列宁遭到了后人太多的误解。列宁是一个重大的革命行动家，所以首先不应该纠缠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某本长篇大作第几页第几段说了哪几句话，而应该看他的实际行动，尤其看他在革命和工运中的实际行动。似乎不少人知道列宁在革命前建立工人先锋党的标准严格，但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大爆发时，主张放低门槛广泛接纳工人入党，在革命浪潮中他也不拘泥于本党的发展，还相当重视非党的工人代表会（苏维埃），认为它是一种工人阶级权力的萌芽。似乎也有不少人知道列宁重视工人代表会，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1917年革命中，列宁曾经一度想用工厂委员会作基础，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因为当时工厂委员会也是一种相当活跃的工人民主运动——大量工厂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监督工厂的运动，而工人代表会一度有沦为妥协派把持、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十月革命胜利最初几天，除了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人阶级组织还有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工厂监督条例，巩固了基层工人自发争取的最大限度监管工厂权力。另外，列宁还活着的时候，党内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政治意见、讨论，他也从来没想建立一种禁绝不同思想的长久制度（即使要限制党内争论，也是考虑到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权宜之计）。
当然，在1920年代初俄国工人大量流失（内战和军事化）情况下，列宁在工人民主问题上也犯过一些不那么自觉的错误，加剧了当时工人的政治不利处境。但这个缺点应该准确评估，就像今天也不应再神化列宁，——当时被几千万农民包围的几百万俄国工人，没有德国工人胜利革命的支援，究竟能走多远，并不是某几个人能决定的。即使要总结这些教训，也应该首先着眼群众方面，成败如果只是盯着个别一两个人的几个动作，工人解放事业岂不荒谬？
今天中国工人连取得一部分实际权力（例如比较广大的工厂委员会那样的）都暂时没谱，那么更值得重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组织起来集体奋斗的经验。无论今天的组织起点和自觉思想的起点是多么的低，都应该继续工人自主解放的思路，并且在有条件进行组织时，倡导民主集中制。
以阶级斗争反对民族国家间的战争
从第一国际到列宁第三国际的阶级斗争反战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反对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间战争，而且完全否定那种主流的泛泛的和平主义（只是劝止战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保持长久和平），是要明确地用阶级斗争来反对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一句著名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列宁和他的国内战友为此付出了被“祖国”流亡、监禁和恐吓的代价。
列宁没有当权时能做到这一点，他被工人阶级推上政权之后也仍然反对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兑现诺言，颁布了和平法令，并且试图停止了持续三年的战争（1914-1917）。工人俄国的退出战争，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外中止的关键原因，此后战争转变为大战的敌对双方联合起来绞杀工人的俄国（这个事实也相当讽刺地说明了战争的本质：一伙强盗资本家以祖国名义你争我抢，指挥各国工人充当炮灰，忽然发现其中一个资本家被本国的工人取代了、退出抢劫争夺了，于是昨天还互相厮杀的强盗们联合起来绞杀那个工人的政权！）。其实列宁用国内阶级斗争取代国家之间战争的做法，不是独有的，而是那个时代所有革命者的一个杰出代表。在他之前第二工人国际的多次代表大会决议都要求各国工人团结起来抵制战争、反对战争。1914年一战爆发时虽然第二国际众多国家党部瓦解，但一两年后的工运潮流中，各国社会党的左派和革命者又站出来领导反战、反资本的工人斗争。列宁只是这股国际潮流中思路最清晰、行动最坚决的杰出代表之一。
特别要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反对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不仅仅只是帝国主义时代、在有资格称为帝国主义之间才适用的准则，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强权争夺纯粹资本利益（原材料、市场、资源、所谓什么神圣领土、领海）的战争，都是有觉悟的工人应该反对的，而且要用阶级斗争来拆穿、破坏这种国家间战争。
好像很少有人知道，第一国际成立两年后的1868年9月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对待很可能要爆发的普法战争：“一旦战争爆发时工人阶级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大会通过的决议号召无产阶级发挥最大积极性来制止民族间的战争，主张一旦战争爆发，要用总罢工来抵制战争[3]。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以法军入侵德国的形式爆发）后，第一国际先后发表了两篇宣言，第一篇号召法国工人反战、德国工人被迫防御（7月23日），第二篇是在普鲁士军队打败法军、侵入法国，法王投降，俾斯麦公开声言吞并法国的情况下，第一国际转而号召德国工人坚决反对普军侵占法国，而法国工人既要反对侵略，也不应被1792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爱国主义传统所迷惑[4]。
最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两篇宣言虽然对普、法两方面战争有不同态度的转变，但都同样认为普或法无论哪方面发动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都把无产阶级利益而不是什么民族利益视为最高准则：“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只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拥护国际反对战争的声明”（巴黎塞纳河畔讷伊支部7月宣言）[5]，“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德国社民工党9月5日宣言）[6]。而且，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陷入防御状态，第一国际都决不粉饰被迫防御的统治阶级，而是极尽揭露他们的虚伪和利益本质。所以在普法战争真的爆发后，第一国际仍坚持反战，而且根据时局变化灵活提出防御不义战争的对策，即使防御外敌，也决不粉饰处于防御中的本国统治阶级[7]，更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
而且，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二篇宣言之前，由于法王投降激怒民众，1870年9月4日发生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民众革命，更有30万巴黎工人编入国民自卫队，但其实他们是受第一国际影响的工人武装，与当时的临时政府“国防政府”，形成了实际上的“双重政权”。所以，1870年9月巴黎就已经开始了“国家之间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客观变化，只是当时普军兵临城下，革命者们都没有做好组织工人起义的思想准备（几个月后巴黎工人有过两次失败的革命起义尝试，直到第三次起义即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才成功[8]）。
这些革命传统，对今天中国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虽然仍算不上帝国主义（有的人认为是），就算对此有争议，也不影响如何看待有关它的战争，因为就算是任何两个或多个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利益而争战（今天的无论中日战争、还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战争），也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的，必须揭露、反对发动战争的任何一方的资本主义实质。而且不是抽象泛泛的“争取和平友爱”，而是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反对，是要在本国国内引起更多的工人反对资本、争取权利的斗争，并且即使被迫防御外敌入侵，也决不信任、不支持本国统治阶级。这种态度看起来似乎很难坚持，关键是，离开了工人运动的利益，只是当作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头禅，当然很难坚持。
那些一直担心、指责这样做会帮助外敌的逻辑，说来说去本质上都是：否定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仅仅看到本国所谓民族利益与外国利益之间的冲突，好像对本国统治利益有害就只会使外国得益——好像从来只有这种二选一的选择，却压根想不到工人有自己的、不同于两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的利益。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反面教材都证实了，那些在国家之间战争选择站在统治者一边的工人运动，最终都只是沦为资本的炮灰和牺牲品，几乎没有几个工人能得到什么利益，而资本家却在战争中大发灾难财。而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列宁的正面例子都说明了，虽然逆流而动的阶级斗争反战思路似乎显得惊世骇俗，但随着战争苦难的推移，必然只会有越来越多无产者觉醒，反抗，乃至爆发起义。见风使舵的投机墙头草必被人识破，只有那些始终坚持革命传统的反抗者才能赢得未来。
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如果说现在国内相当多所谓左派在上面说的“怎么看待中外开战”问题上背离了革命传统，那么在“祖国”境内少数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重大现实问题上，仍然持革命传统看法的左翼在中国几乎就死绝了。不仅绝大多数左翼而且相当多自由派，都反对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和分离权，脑子里“大中华一统”观念（即中华资产阶级及历代剥削阶级的中央统治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所谓有思想的绝大多数人都这样看，也难怪相当多数内地民众也维护国家统一，而忽视（或很少能了解）少数民族在文化、宗教、习俗、生活、身份等各方面遭到的歧视和压迫，也更难以理解少数民族中种种激烈的抗议行动。
实际上，即使暂时撇开革命传统不说，就说你现在是一个深受资本压迫的工人，当你看到另一个不同肤色不同装束的人，因为深受各方面的社会压迫而采取了自焚抗议这样激烈而决绝的方式——而他们仅仅是要争取自己和族群的尊严，这难道不会触动你的内心吗？这与1970年为争取劳动者尊严而自焚抗议的韩国工人全泰一，难道不都是为着反抗压迫的决死斗争？当他们用生命来反抗压迫的那一刹那，你难道是用赶紧翻书查找革命前辈如何对待这类事件的方式、或者经过一番革命理论的深思熟虑，再来决定自己应该怀有什么样的态度或感情吗？如果读者以为我想把这个问题道德化或者用某种“良心”来解释，那你就错了，我要说的是对这种反抗的同情和支持，是一个被压迫者的本能，甚至也可以说是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本能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韩国工人全泰一的自焚抗争而震撼、激动，那么为什么要对自焚抗议压迫的藏人感到道义上的迟疑呢？
其实，就算是认真翻阅从第一国际到列宁的革命经典，也不难找到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今天还有谁知道：第一国际就是在英法工人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俄国民族压迫的集会上成立的，这种声援并不以被压迫的波兰人民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为前提。1863年波兰民众起义，反抗沙俄压迫，当年7月22日英国工人在伦敦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俄国镇压波兰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肯定地说：“这次起义（即1863年波兰的民族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9]。此后，英国工人多次积极联络法国工人，筹备各国包括波兰代表参加的会议，建立国际团结，同时反对民族压迫和提高各国工人工资。一年后，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人又为波兰事件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工人代表大会，英、法、德、意和波兰等国工人代表都参与了盛大的集会，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来由！1860年代末，作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爱尔兰，发起了越来越激烈的民族抗争。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政党芬尼亚党在1868年9月和12月先后在伦敦袭击囚车和监狱，以及其他的个人恐怖抗争。第一国际虽与这些事情无关，却表示了同情，并且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名义向英国政府抗议对芬尼亚党人的审判，组织公众集会声援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到了列宁这一代，1917年革命中的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从6月第一届大会到11月7日十月起义后夺取了政权的第二届大会），确认和落实了“俄国境内各民族均享有自由的自决权，甚至可以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国家”，并且很快就在俄国境内出现了乌克兰、芬兰和高加索多个国家的独立宣言，而这些被苏维埃俄国认可独立的政府，其实都是敌视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
尤其可贵的是，虽然苏维埃俄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工人没能把握住国家，官僚特权与旧的民族偏见导致了民族政策的退化、境内少数民族自治权的削弱，但列宁在1920-22年把格鲁吉亚（当时开始加盟苏联的一个民族国家）问题作为对内斗争的一大重点，竭力反对斯大林的旨在削弱民族自治权力的所谓“自治化”方案（就是过早地以自治共和国的名义把格鲁吉亚加盟苏联，其实已经是强迫并入了，后来这成了一个坏的范例）[10]。由于当时列宁病重已难以视事（之前遭遇暗杀的后遗症大大损害了健康），没能阻止更有实权的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的计划。
但是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的自觉承担和诚恳，——1922年12月身体堪忧的列宁在病床上痛切地自责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来过问人家都知道的‘自治化’问题，就是大概正式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他说道，俄罗斯的官僚主义“很难受苏维埃精神”，他懂得所有“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下流货和暴徒，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的性格，他认识到他的政府对于维护少数民族不受大俄罗斯暴徒的侵害做得很不够。列宁甚至说到，苏维埃政权本身，甚至最高地位的党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具有真正帝国主义作风，这“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11]。在列宁看来，“为了弥补过去造成的不利于小民族的错误，大民族必须接受一种不利于它自己的平等。必须实行一种不利于自己的区别对待，以补偿长期存在的损害小民族的不平等的事实。在同小民族打交道时必须多多作出让步，多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措施”[12]。
工人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不仅因为被压迫者的阶级本能，还因为这样最有利工人解放。今天被压迫民族的抗争与过去有很多不同（后面再说），但是却不能成为丢弃革命传统道理的理由。这些道理是：
第一，“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13]，“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恩格斯）[14]，因而，反抗民族压迫是“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列宁）[15]。这个原则还可以引申为：如果坐视其他民族被本民族统治者压迫，而毫无异议，更无明确批评，那也相当于默认本民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
第二，被压迫民族的抗争，是对实行民族压迫的统治阶级的最有力的实际打击之一，因而客观上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对本民族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人分而治之的压迫政策，造成两个族群工人的工资待遇差别和工人阶级分裂，把本国工人拉为压迫少数民族工人的帮凶（2009年新疆维族工人在广东韶关玩具厂被打死打伤的原因被官方掩盖，乌鲁木齐维族人要求彻查事件真相的和平抗议却被暴力镇压，才使得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有了可趁之机）。第一国际的顾问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16]他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看做压迫民族中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最有力杠杆：“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17]，“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18]
毫无疑问，今天西藏、新疆、内蒙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都不是社会主义色彩或工人阶级旗帜的抗争，甚至浮在水面上的那些政治势力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在背后支持（这是和过去民族反抗运动的一个重要区别），但不可否认其中有许多小资产者和落后工农群众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各种民族主义）反抗天朝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压迫和社会文化压迫。1916年5月，国际左派曾经批判当时的爱尔兰民族起义是“十足的盲动”，说那是“纯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社会上拥护它的人不多”——这真是一切“极左”典型论调，正如列宁说的是“教条式和书呆子式评价”[19]，列宁做出批评后，敏锐地总结道：
“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一切成见的一部分小资产者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堂、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就可以产生社会革命，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由人民中一切具有不满情绪的阶级、团体和分子的一系列的战斗构成的。其中包括带有最荒谬的成见和最模糊的斗争幻想的群众，有受日本资助的小集团、投机分子和冒险分子等等。但是客观上，群众运动挫伤了沙皇政体，为民主制扫清了道路，因此，觉悟的工人领导了这个运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是向资本进攻的，而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则会表现出这种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斗争的客观真理……要是在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我们不善于利用反对帝国主义个别灾难的一切人民运动来加剧和扩大危机，那我们就不是好的革命家。如果我们一方面再三声明‘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而另一方面却把被压迫民族某些阶级中最活动和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反对压迫者的英勇起义叫作‘盲动’，那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考茨基分子那样愚蠢的水平了。”[20]。
结合今天中国来说，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维族人、藏人、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争取其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不是“政治正确”过过嘴瘾那样毫无意义，而是有非常利害的实际斗争意义，直接关系到一切被压迫者反抗天朝暴政的实际利害斗争，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核心经济利益和政治军事利益。不只如此，还要毫无保留地坚决反对天朝对藏人和维人的各种强迫、强制灌输和政治迫害，这才是革命社会主义左翼的立场。但是我不赞同独立的要求——即使藏人或维人、蒙古人通过公决独立、分离出去，应该尊重这样的选择，但应该指出，如今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联系已经十分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和经济联系已相当紧密，分离对内地和边疆少民地区的社会经济只会两败俱伤。可是如果革命社会主义者只是一句“不赞同或反对独立”，只是泛泛一句“支持民族自决权”仍然是不够的，在天朝与少民的激烈冲突中，在主流毛左叫嚣拥护裆国打压少民的法西斯狂吠中，这种立场确实就像一种高高在上的超脱的“政治正确”。
所以更有实际意义的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特别留意当今少民遭到打压的具体情况，而不只是泛泛地用一句支持自决权的话来搪塞。当藏人、维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每一个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抗争发生时，都能有起码的知情、声援或向愿意了解的人解释反抗的道理。哪怕这些态度还只是少数左翼的个人的、甚至仅仅只是自己个别的态度，哪怕还无能为力有更多实际帮助，哪怕还很难劝说其他内地朋友改变偏见，把压迫与抗争的事实搞清楚、表明每一个具体重要事件的态度，也很有意义，因为这本身就是试图在今天的反抗事业中复兴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努力。（我“不幸”地用了比上两节加在一起还多的篇幅谈了民族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阶级斗争中已经十分尖锐，实际上它早已是中华统治阶级制造的最不幸的欺压惨剧之一，却也是被中华地区左翼公然歪曲、抛弃、践踏、遗忘得最严重的领域没有之一，同时正如我前述，这本来是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列宁的最重要革命传统之一）
纪念与复兴革命传统
本文谈论的三个革命传统——工人自主解放和民主集中制，以阶级斗争反对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看上去是三个很不同的题目，但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念：让工人认识到资本和国家用各种方法（战争、民族压迫、爱国主义）分裂自己，在斗争中使工人团结、与其他一切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终结资产阶级在国内国外造成的种种祸害。其中，工人首先自主团结和自我解放的理念是一个先决条件。
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果只放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即资本主义的日常压迫下），似乎像乌托邦那样遥远。但结合今天中国阶级斗争和各国群众斗争的现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工人阶级革命传统在今天已经十分稀薄，如何复兴这些传统，对于不久将来的中国群众运动来说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对于今天主体十分年轻的、组织程度还不如186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但人数规模超过俄国十月革命300万工人一百倍的中国工人阶级来说，如何在今后斗争中继承、复兴这些革命传统，从而“一切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分裂、压迫”，值得探讨和尝试。
今天纪念列宁、纪念第一国际，不应该只是对过去的缅怀，还应该能够面向对此毫无了解、但有兴趣了解过去经验的新一代，为在今天中国阶级斗争中复兴革命传统的努力，重新激发革命思想的活力和生命力。
2014年1月21日
秋火
9816.
[1]《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10月由马克思草拟而后稍作修改，最后在1866年9月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irst-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Iinternational-1866a.htm
[2]《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P27-28
[3]《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P77
[4]第一国际1870年的两篇宣言见此网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5]法国巴黎塞纳河畔讷伊支部1870年7月22日在《马赛曲报》发表的宣言。出自注[4]第一篇宣言
[6]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870年9月5日宣言。出自注[4]第二篇宣言
[7]1870年9月之后，第一国际中的工人领袖布朗基持爱国主义立场，掩盖了临时政府实际上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但布朗基及其战友们不出三个月就发现了之前的轻信和错误，转而采取反对临时政府的立场，但仍有轻信和冒进之嫌。在马克思影响下的第一国际对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9月9日）批评了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对布朗基所宣扬的“祖国在危急中”的爱国主义的批评。见注[8]
[8]1870年9月-1871年5月的法国工人革命（而不只是从3月18日开始才叫工人革命）是马克思及其战友们真正第一次较为完整的大规模群众革命经验，开始时他们以为应该避免工人起义，致力于最紧迫的民族防御任务。但是阶级斗争教育了工人和革命者：9月4日以后，由于30万武装工人如芒在背，由保皇分子和温和共和派分子组成的“国防政府”根本没有心思防御外敌，反倒更有心思压制工人势力，甚至在10月27日发生了守卫要塞的元帅率领17万大军投降的叛国事件，叛国者的意图是与普军联合扑灭工人的崛起、恢复波拿巴帝制，正如马克思觉悟到的：“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防御外敌。因此领导30万工人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团体“20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领袖布朗基的追随者联合决定：立即推翻政府，建立公社，防御外敌。不幸的是，由于对敌人的轻信和宽容，导致原定11月1日举行的工人革命起义流产。对此，马克思曾经痛心地写道：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高举起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406）
1870年11月的起义流产后，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又举行了新的起义，布朗基亲自领导起义，但因为群众发动不充分，政府又早有准备，起义又被镇压下去。正是巴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加速了法国统治阶级的公开投降（1月28日正式向普鲁士投降！）。后来著名的3月18日起义（巴黎公社的诞生）就是在投降之后的政府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引起的。但实际上革命是从1870年9月开始的。或许可以说，1870年9月与1871年3月的关系，就类似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关系。
[9]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1830年波兰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P266
[10]莫希·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第四章《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leninlaststruggle.htm#7
[1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8页，出自莫希·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第六章《列宁的“遗嘱”》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leninlaststruggle.htm#9
[12]这段话出自莫希·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第六章《列宁的“遗嘱”》的论述，但相同意思的话也出现在1917年革命之前列宁的著作中（我08年翻阅列宁的民族问题论述时读到过原文，一时找不到了，找到再说，见谅）。
[13]马克思：《机密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312
[14]这一经典名言是恩格斯1847年12月谈波兰问题时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88；后来1874年他发表的《波兰宣言》中明确提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586
[15]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2卷P722
[16]同[13]，P311-312
[17]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378
[18]同[13]
[19]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1916年7月）第十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607.htm
[2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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