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2.0版？

作者：约翰•费弗尔

（作者为“外交政策聚焦”网站主编）

      今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是一幅列宁的头像。《金融时报》正在发表主题为“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系列专栏文章。弗朗西斯•福山（译注：即1989年后“历史的终结”论点的首倡者）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呼吁左派要拿出新的思想。在美国共和党的总统预选中，金格里奇居然抨击罗梅尼是为富不仁的大财主。

            请原谅，我的左右手还是一双手吗？我们掉进了另外一个宇宙吗？

            当然，政治图谱会突然变得杂乱无章，这倒不是第一次。右派和左派，这两个政治概念，起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保皇派和激进派在国民议会中分别在右侧和左侧就坐，早就不能充分反映现实了。

            然而，如果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右派的知识领袖，其言谈举止都仿佛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那么似乎可以认为，我们确实是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 不仅是术语方面的变革，而且是现实方面的变革。

            让我们先来看看金格里奇（译注：美国共和党总统侯选人，原众议院议长）。按照今天的标准，金格里奇可以算做保守派的深刻的思想家。金格里奇自己知道，他的众所周知的“聪明才智”仅限于在共和党预选中拉拢选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预选中，金格里奇来了个异军突起，搞掉了罗梅尼（译注：美国共和党总统侯选人，原马萨诸塞州州长），拔了头筹。金格里奇有两个优点：刻薄和善于煽动阶级仇恨。虽然金格里奇在全国民意测验中颇为不得人心，但是很有一批共和党选民认定在今年十一月份的大选中金格里奇最有机会用下三路的拳路给奥巴马总统以致命的一击（译注：“下三路的拳路”，这里指政治上下流无耻、不择手段的竞选策略）。

      不过，金格里奇并没有满足于下三路的拳术。虽然金格里奇年收入数百万美元，单单是在珠宝方面的开销每年就有几十万美元，但是却觉得，与罗梅尼相比，他可以算是一个无产阶级分子。金格里奇抨击罗梅尼靠金融投机暴富，将钱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中，并且大批解雇工人。在新罕布什尔州，金格里奇对记者表示：“资本主义，难道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听任一小撮富人摆布，然后富人将财富席卷一空？这个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

      金格里奇如此热衷于阶级斗争的词藻，连奥巴马总统都望尘莫及，这说明美国的两大政党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民粹派在反对精英派，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分别是民粹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的先锋队。如果美国经济好转，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消退，或许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会烟消云散。然而，事实是，美国经济停滞不前，欧元大厦正在自行坍塌。资本主义面临着信心危机。

      对于《金融时报》来说，问题可以归结为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报酬过高。少数人钻了制度的漏洞。所以资本主义需要监督，而监督需要国家！

      《金融时报》的编辑部评论文章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不是需要国家管理经济，而是需要国家对管理经济的个人实行监管，并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干预，拯救资本主义，否则资本主义就会把自己害死。

      《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探讨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的文章。但是总的调子，是一种怒其不争的谴责：超级富豪赚得太多了，以至于一般富豪按照传统的、一般不公的游戏规则已经很难赚到钱了。

      《经济学家》杂志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在《经济学家》杂志看来，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仅仅是西方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亚洲式的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强劲复苏。“国家资本主义在前进。他们现金充足，因为西方的危机而更加自信。国有公司占中国股票市场市值的80%、俄罗斯的62%和巴西的38%。2003年至2010年，国有公司占了新兴市场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以及最大企业名单的大多数。”

      《金融时报》实际上是在乞求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学家》杂志则对亚洲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乏戒备。但是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在国家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已经是老问题了。资本家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头脑的资本家应该允许国家发挥一些作用，但还是要达到资本主义的目的。食谱可以改一改，但是饭菜的原料和基本内容则是不允许变更的。

      最后来谈谈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为纪念创刊90周年的特刊邀请这位当年倡导“历史的终结”的“大家”来谈一谈“历史的未来”。二十多年前，就是这位福山，曾经预言，伴随着自由民主体制的胜利，意识形态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历史已经终结。不过在那以后，福山已经大大修改了他的观点。在《外交事务》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福山指出了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两大挑战：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令福山感到震惊的是，虽然不受调节的市场制度显而易见已经失败了，左派却拿不出一套似乎可行的方案。

      福山写道：“在过去整整一代人中，自由放任主义右派掌握着经济领域思想的制高点。左派一直未能拿出一套似乎可行的办法，而仅仅是想要回到已经过度昂贵的、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没有一套似乎可行的、进步的理论对立面，这是不健康的。正如经济活动需要竞争一样，理论辩论也需要竞争，而且需要严肃的理论辩论，因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现有形式正在削弱自由民主体制赖以存在的中产阶级基础。”

      福山与右派比传统的自由主义左派更加认真地看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挑战。他们明白，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如右派了解，气候变化问题，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

      福山真正想说的是，“负责任”的左派要想办法拿出一套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方案，否则群众就会跟随更加危险的民粹派。福山所没有认识到的是，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其生活水平原本是依赖于全球的不平等。正是全球的不平等才支撑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

      但是福山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传统左派拿不出一套有说服力的论点。我们正在等待着当代马克思的诞生。当代马克思将改造左派，并且改造右派，将对主流经济理论做出锐利无比的批评，并提出社会改造的一整套计划。

      当代的马克思，将不会为中产阶级写一部宣言。经过正题、反题，新的合题将把经济学和环境主义融合在一起。马克思创立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2.0版将倡导行星经济学。这不是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似乎只要铺上足够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拯救地球。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已经达到了行星所规定的极限。

      我们在政治思想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混乱，恰恰说明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人类的任务，不是如《经济学家》、《金融日报》、弗朗西斯•福山或金格里奇所认为的，拯救资本主义或所谓中产阶级。真正的问题要大得多。社会变革的洪流将淹没现在的左派和右派。未来，或许是“气候风暴社会主义”，公共部门大幅度扩张，以应对气候灾难。

      或许，下一个马克思已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写下他的随想。如果是那样，那么未来就将属于一个崭新的经济制度。